在我国古代，官场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忠臣必出孝子之门”。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对于“孝子”都给与了最大的赞美。汉朝的选官制度“举孝廉”，即推举孝子廉吏做官的制度。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举孝举廉各一人。

流传世间的“二十四孝”故事中，卧冰求鲤的主人公王祥，做官之前便以“侍奉后母极孝”闻名乡里，后被公府征召，成为魏晋名臣。

《后汉书·卷二十六·韦彪》记载

“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 ‘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经过西汉举孝廉制度的发展，到东汉时期，“忠臣必出孝子之门”已经成为一种官场潜意识。

《三国志卷·魏书·武帝纪第一》 记载：

公为兖州，以东平毕谌为别驾。张邈之叛也，邈劫谌母弟妻子；公谢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谌顿首无二心，公嘉之，为之流涕。既出，遂亡归。及布破，谌生得，众为谌惧，公曰：“夫人孝於其亲者，岂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为鲁相。

曹操则认为： “一个人能尽孝于父母，难道不会尽忠于君主吗？我所渴求的正是这样的人。”

《旧唐书·卷四·本纪第四·高宗李治上》记载：

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初授《孝经》于著作郎萧德言，太宗问曰：“此书中何言为要？”对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太宗大悦曰：“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

唐高宗李治也认为，侍奉父亲兄长的人，也能做个好臣子。

为什么“忠臣必出孝子之门”会成为古代官场上的一种潜规则呢？

这要从影响我国二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和读书人理念说起。

儒家经典《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这就是古代官场重用孝子的根源了。

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而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者，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不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者，而喜好造反的人是没有的。

千年以来无数的读书人对这个理念进行了阐述和发扬，并对历朝历代的君王进行思想灌输，

孝子，听话，忠臣，不造反，成为一种沿袭了二千年的文化氛围。在这个氛围中，人们相信，这个观念的正确性，并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解析。

《吕氏春秋·孝行篇》记载：“ 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务本莫过于孝”

“夫孝，三皇五帝治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

一句话，孝能辟邪。

《后汉书·卷六十四·延笃传》：

“夫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根本。”

《孟子·离娄上》：

“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论语郑氏注》：

“孝为百行之本，言人之为行，莫先于孝。”

《四书辨疑》：

“古之明王，教民以孝弟为先。孝弟举，则三纲五常之道通，而国家天下之风正。故其治道相承，至于累世数百年不坏，非后世所能及也。”

史书、经籍，注疏，都以不同的形式在告诉读书人，“孝”很重要，孝是人的根本，是百善之先，能让天下太平。

单单说，“孝”重要还不行，还要说为什么重要。有了世界观，还需要方法论。历代读书人都在解释“为什么忠臣出孝子之门”

南朝萧梁时期的皇侃所写的《论语义疏》中解释：

“孝悌之人志在和悦，先意承旨。君亲有日月之过，不得无犯颜之谏。”

明末清初著思想家顾炎武所写的《日知录》中解释：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为好犯上作乱之人，一为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孙弟，以至于弑父与君，皆好放上作乱之推也。自胁肩谄笑未同而言，以至于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则学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气悖逆陵暴之心；继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侧媚之习；使一言一动皆出于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后可以修生治国矣。”

“孝”，能够消磨人心中的悖逆暴虐之心。

能够忍受父母各种刁难，还能始终如一尽心侍奉的孝子，面对君主时也不会生出弑君造反的心思。

毕竟，父母不给钱，还刁难人，都能忍受

比如，二十四孝中，舜曾经被父亲和弟弟陷害；七十岁的老莱子扮幼童逗父母开心；周闵损后母刁难；黄香夏凉席冬暖被；王祥冬天卧冰求鲤……..

更何况，给开工资的皇帝呢，更不会因为皇帝一时的不满意，而产生悖逆造反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