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日本大臣柳原前光以“人民通商不便为由”，提出要与清政府缔结“友好条约”，在李鸿章和曾国潘的积极推动下，中日双方最终在天津签订了以中方所拟文本为主的《中日修好条约》。日本代表团不同意在条约之中使用“中国”，原因是“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清廷应该使用“大清国”之名称。让会谈一度陷入僵持。后来，李鸿章提出，汉文的《条约》使用“中国”，日本的《条约》使用“大清国”，这看似是双方各退一步，实则是清政府习惯性的让步了。

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中华”几乎是一种常态，日本发布的大量文告，都自称为“驱除鞑虏”的解放者，公开号召汉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更甚者在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候，日本天皇在发布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书的时候:“直举国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