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角色，因为李鸿章身集大功，大过于一身，同时李鸿章作为当时手握大权的晚清大臣，可以说注定了李鸿章必定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人物。

李鸿章少年聪慧，1845年（道光25年）入京会试，以年家子身份受业曾国藩门下。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李鸿章年少得志，曾国藩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捻军起义、洋务运动，让李鸿章平步青云，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不得不说李鸿章是一名于国有功的忠臣。

但是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但是讽刺的是，在签订逼迫中国出让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时，李鸿章是列强最喜欢的谈判对象，常常是列强指定李鸿章去谈判，甚至在与俄国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收取贿赂。

这也是李鸿章被为之贬低的原因，李鸿章的思想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却成为他人生中最大败笔。

李鸿章曾经反对收复新疆，也在中法战争中的不败而败，成为了推动者。1883年（光绪九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1884年（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当时成功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认为李鸿章“比十个法国将军更坏事。

对于当时一些小国的敲诈，李鸿章也多是怕起事端，多为应允。

而且李鸿章对于财富，以及官位的渴望也是他被别人觉得误国的主要原因，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本人及其家族则是从洋务中大发横财。甚至于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为了官运亨通，巴结慈禧，用海军经费贺寿。

这都是他个人性格的一种体现，但是李鸿章再后来于外签约，力争也算是爱国之举。所以说李鸿章误国，但非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