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其起点为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在名为拜占庭的旧希腊殖民地上建立君士坦丁堡城作为罗马帝国的陪都。以后到364年，罗马世界分裂成为东西两个帝国。到476年，西罗马灭亡，而东罗马则一枝独秀，仍能继续维持其生存。直到1453年亡于土耳其人之手。若从364年算起，则这个帝国一共经历1089年。千年帝国之称的确当之无愧。

拜占庭帝国不仅寿命特长，而且更有不少光荣成就，其强盛和繁荣有时令人难以相信，并曾一再渡过难关，起死回生，似乎更可说是奇迹。法国战略大师薄富尔将军曾说：“拜占庭证明扫荡罗马帝国的洪流可以被控制达千年之久，所以一切事情都是由人的意志和智慧来决定的。”

拜占庭虽发源于罗马，但代表一种独立文明，其并非旧帝国的偏安残局，而是新时代的开启。拜占庭在政治上保有若干东方规范，与罗马的体制风格有所不同；文化上所包括的不仅为拉丁传统，而尚有希腊传统，此种混合文化比较宏观而有弹性；宗教上，在东方流行的希腊正教也与罗马正教不同，其与政治关系较密切而构成一种新国教。政治、文化、宗教的三结合遂产生新的民族精神，可以作为立国之本。

从地缘战略观点来看，国家的强弱贫富与地理背景有微妙关系。拜占庭的战略重心为其首都君士坦丁堡，该城位于欧亚两洲的交点上，控制着小亚细亚与巴尔干之间的东西交通，以及来往于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的海运，其军事和经济价值都非常重要。这个都城的形势不仅对其本身防卫极为有利，而且对整个帝国也能提供适当的战略掩护；不仅构成完整国防体系的核心，而且对各地区的防务更能发挥统筹协调的功效。

君士坦丁堡呈三角形状，三面均有高墙环绕，除沿海部分外，护城河宽达60尺，防御工事极为强固，有天下第一要塞之称。千余年来曾抗拒多次猛烈攻击。据统计，在617年到1453年之间，曾受到25次围攻，而被敌攻入的次数则仅为3次。其中又有两次是十字军的“顺手牵羊”，严格说来只有最后一次（1453年）始真正为土耳其人所攻陷。

拜占庭的地理位置在经济上也带来莫大的利益。东部在旧帝国时代即早已成为最繁荣的地区，不仅垄断地中海贸易，而且也与波斯建立了商务关系。当西方衰败之后，东方则相对日益昌盛。许多城市纷纷出现，拜占庭的人口几乎有一半均为城市居民。农业方面也有相当发展。埃及、小亚细亚、叙利亚等省区都有丰富农产足以供养都市人口而有余。所以，拜占庭有其健全平衡的经济发展，并能形成稳定的国力基础。

富国固为强兵之本，但若无适当的军事力量，则巨大财富之累积，对于国家可能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拜占庭的战略环境颇不安全，必须在军事方面付出极大的努力，否则很难幸存。因此，除君士坦丁堡有极坚固的设防以外，边疆地区也都已建立巨大的防御工事网，各重要城市也都已要塞化。举例来说，在多瑙河上有52座堡垒构成第一道防线，在其南面又有27座堡垒构成第二线。此种规模宏伟的国防体系的建立自非朝夕之功，其执政者必须有远大眼光，坚毅精神，不惜成本，持之以恒，然后始能逐步完成。

无论是经济发展或国防建设，又都必须有适当的政治气候与之配合，否则仍难有所成。拜占庭承西罗马的遗风，其宫廷政治时常受到政变阴谋和权力斗争的影响，尤其是未能建立正常合理的继承制度，更是国内政治不易保持长期安定的主因。不过，拜占庭有其组织极佳的文官制度，行政效率颇高，官吏多能奉公守法，尽忠职守，不受政变的影响。贵族阶级都曾受良好教育，对政治具有责任感。尤其是东罗马皇帝之中有不少杰出人才。他们之中有些出身寒微，或用不正当手段夺得帝位，但就政绩而言，又颇为优良。总结言之，这个帝国在政治上固然不无弱点，但无论文治武功又还是常有令人赞赏的成就。

拜占庭建国之初，处于四面皆敌的恶劣环境之中，其统治者以自保为第一优先，在战略上是完全采取守势。直到裘斯提尼安即帝位后，始企图收复失地，重振帝国雄风。于是在贝里沙流斯和纳尔西斯等名将率领之下，拜占庭部队曾经收复意大利南部和中部，并远征北非。此种胜利并非由于拜占庭享有数量优势，而是武器、战术和将道都比敌人高明，尤其是现在已经不太为人知道的贝里沙流斯，其事迹和思想都值得研究。

不过从大战略的观点来看，裘斯提尼安的胜利和征服不仅只是昙花一现，而且甚至于得不偿失。长期战争使国力受到巨大消耗，在其死后遂使其继承人在军事和经济上都面临难以收拾的残局。接着毛里斯皇帝（582–602）遂决心改革，重新确立国家战略的基本观念，而此种观念在此后五个世纪中大致都能维持不变。

毛里斯的基本观念简单而易于了解。以当时的拜占庭而言，其国力是攻则不足而守则有余。国内工商业发达，人民安享高水准生活，对侵略和征服早已丧失兴趣。领土的扩张不仅要付出重大成本，而且在管理上和防守上也会增加无穷的烦恼。所以，拜占庭对于不能消化的领土实无寻求之必要。拜占庭的惟一目的即为确保其现有的领土和财富，并永远过着富强康乐的生活。所以，其战略构想为企图使用各种手段以避免战争，最好是能使敌人知难而退，不敢进犯。此即所谓守势的吓阻战略，换言之，就是用防御手段来达到吓阻目的。大致说来，与现代的瑞士颇为类似。

毛里斯基于此种构想，遂着手建立一套完整的国防体系，其主要目的即所谓“长治久安”：一方面企图用最小的成本来维护最大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可预防国内军阀叛乱的危险。概括言之，可分下述四点：（1）健全人事制度，使军事人员的升迁调动之权都直属中央，部队指挥官不得擅专；（2）减少佣兵人数，并对其任务加以严格限制，只用来组成中央战略预备队和充任边防部队的骨干；（3）建立民兵制，并依赖他们来防守边疆，同时建筑要塞网来增强防御；（4）对于民兵采取免税和授田的措施，在边区逐步推行兵农合一的制度。此种制度又与中国唐代府兵制颇为类似。

当然，任何制度的建立都非一蹴而就，以后拜占庭的国防组织又有更进一步的改进，那就是把重要边疆地带划分为若干“军区”。因为这个帝国几乎可能从任何方向上受到奇袭，假使敌军穿透了帝国的外围，则不设防的内地省区就会受到无情的蹂躏，而中央预备队也可能来不及救援，于是国家元气必将受到严重伤害。设立军区的目的即为保持一种区域性的高度戒备。

7世纪时，拜占庭共设立13个军区，到10世纪时，又增加到30个军区，这也许可以暗示边患有日益严重的趋势。但在此300年间，拜占庭的军队总数并未成比例增加，所以增设军区的真正原因也就似乎很难理解，不过有一种可能，即故意虚张声势以炫耀兵力的强大，借以对异族产生威慑作用。

军区设有司令一人，不仅指挥军事，而且兼理民政。通常每个军区的常备兵力都是一个军，每个军下辖两到三个师。基本战术单位为营，员额为 300到400人。一个师所辖的营数为5到8个，可见其编制相当具有弹性。在其正常状况时，拜占庭的常备陆军兵总数约在 12万人到15万人之间。以如此少量兵力防守那样辽阔的边区实非易事，其常能完成任务似应归于下述两点理由：（1）有设计极佳的战略防御体系；（2）常备兵力虽少但素质极佳，而且又有民兵的支援。

每个军区都有若干战略据点（要塞），其间有良好的道路交通和相当有效的通信联络。另有高度机动化兵力（通常为重骑兵，相当于现代装甲部队）供紧急救援之用。通常入侵的异族都无法攻陷那些据点，因为他们缺乏攻城的能力。同时，由于缺乏适当的后勤组织，他们又必须分散兵力去抢夺给养。于是拜占庭的机动兵力就会乘机反击，并把他们逐出界外。因为有要塞的掩护，再加上高速的行动，遂常能以寡敌众，以少胜多。

拜占庭的陆军在组织上完全像一支现代部队，与当时其他民族比较真是进步得太多了。概括地说，其组织分为战斗和后勤两方面。战斗兵力分为骑、步、炮三兵种，而其精兵则为重骑兵，相当于现代装甲部队，经常构成打击敌人的主力。其人马都曾受过严格训练，能适应各种不同战略情况。又有一特点必须说明：他们并非靠冲击取胜，而是凭借火力（弓箭）来击败敌人。其射技极佳，几乎百发百中。虽名为重骑兵，但装甲很轻，不准备与敌人作白刃战，遂更能提高其机动性。这一点与蒙古骑兵的战术颇为类似。

步兵分为轻重两类：重步兵在战斗时构成战术基础，其队形兼有希腊方阵和罗马兵团之优点；轻步兵则担负某些次要任务，例如要塞的防守。炮兵使用各种投射武器（弹射机），所发射物体有石块、矢箭、火球等。民兵均为轻步兵，除支援常备军以外，也可从事游击战。

后勤方面则更有超时代的高度组织和效率，包括补给、工程、运输、通信、医护等单位在内。尤其值得强调的，古代西方陆军中有编制以内的军医单位者，可能这是唯一的记录。拜占庭陆军的每一个营都配属有军医一人，担架手若干人。因为人是该国最宝贵的资源，所以对于伤患的救护特别重视。

拜占庭虽有如此完善的军事组织，但其本国籍兵员的召募又始终为一经常存在的难题。拜占庭未能恢复罗马早期的征兵制，实为国家安全领域中的根本弱点。最初，由于边远地区，例如安纳托利亚、伊苏里亚、亚美尼亚等地，民风强悍，常能发挥保乡卫国的精神，所以也就成为最重要的军事人力来源。至于大都市和内部富庶地区则很少有人愿意当兵。到其历史后期，由于亚洲省区逐渐丧失，兵源遂日益缺乏，而只好尽量雇用外籍佣兵，其结果即为国势随之而日益衰颓。

拜占庭有相当良好的军事教育，其军官的培育也已制度化，足以使优秀人才出头。各军区司令定期轮调，其目的不仅为防止军阀割据，而也可以养成朝气。为提高军官的学识水准和应变能力，拜占庭又有非常优秀的军事教科书。毛里斯皇帝著书的目的为造就其国家的将才。将军（即军区司令）的头衔为“strategos”，其书遂定名为“Strategicon”其意义就是“将军之学。”

利奥六世又有“智者”之称，在思想方面不仅继承毛里斯而更能发扬光大。他认为为将者智重于勇，不可轻敌冒险，这与中世纪西欧武士们只知重视匹夫之勇，真乃不可同日而语。他的书对于战争已经作了相当科学化的研究，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各种不同的敌人，以及应采取何种战法，都曾作精密的分析。此种规律或范式，遂定名为Tactica，此一名词的来源出于希腊字“Taxis”，其意义为战斗单位，所以利奥之书也就是战斗单位的教范。

拜占庭在大战略层面上的最大成就是对海权和陆权的整合运用，使二者互相补益，相得益彰。罗马在布匿克战争中虽曾凭借海权来获致胜利，但罗马始终还不算是海洋国家。拜占庭则不一样，海权对于这个帝国的兴衰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拜占庭之所以能繁荣强盛，历久不衰，海权的灵活运用实为主因之一。甚至于在裘斯提尼安的时代，拜占庭之所以能远征意大利和北非，收复失地，也都是有赖于海权的支持；否则即令有贝里沙流斯那样的名将，也还是不能立功异域。

海权不仅对国家经济有重大贡献，而且又能与陆权相辅相成，合作无间，构成其国家战略的第二根支柱。由于有海军配合，陆军的战略机动性也随之而更为增强，于是整个帝国的防卫遂能发挥高度的韧性。拜占庭的敌人，例如柔然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都逐渐认清除非他们也有一支第一流的海军，否则在战略上即无法和拜占庭竞争。因此，在千余年的历史中，曾一再出现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和制海权争夺战。

拜占庭不仅有完整的海军基地网，强大的舰队，优秀的海员，而且还控制着建立大海权所必需的工业和材料，而其他国家对这些资源则常感缺乏，所以在竞赛中自非其对手。此外，拜占庭还有一种秘密武器，即具有神秘意味的“希腊火”，通常也称为“海火”或“湿火”。其成分在当时是一种高度机密，今天更无人知道。据现代专家推测，可能是一种易燃的流质物，用喷射方式洒在海面上，引起燃烧以焚毁敌船。公元673年，当阿拉伯舰队企图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时，拜占庭人即曾使用此种防御武器而使其受到重创。虽然“希腊火”的真相还是一个谜，但至少可以暗示拜占庭在那个时代享有战术优势。

但是曼齐克特之战替千年帝国敲响了第一声丧钟，拜占庭的危亡已指日可待。此后虽又拖了382年，但只是苟延残喘。

当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ahomet Ⅱ）在1453年亲领 20万大军，海陆并进，杀到城边时，拜占庭城外已无寸土，城内只有少量佣兵。虽然居民百万，适合服役的男子有25万人之多，但皇帝下诏召募自动投效的壮丁时，应召者只有4973人，加上西欧所派来的少数援军，一共只有守军8000人，所以城墙上有许多地段几乎无人防守。当攻城战达到高潮时，一片杀声震天，城内居民除祈祷奇迹出现以外，就只好束手待毙。如此国家若不灭亡，实无天理！最后，由于内在的弱点，外援的缺乏，再加上火炮的轰击（土耳其人所用火炮有许多都是西方所制造），终于在1453年5月30日宣告拜占庭的死亡。

但是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寿命超过千年的国家只有此一国，虽然灭亡时异常惨烈，但其辉煌时也光芒四射，也许正是其先进的理念和制度才是造就这一奇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