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文|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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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令人困惑之处在于，它带来的爱与恨几乎一样多。它让无数人欢欣鼓舞，也使很多人咬牙切齿。如果不能理解现代社会所激发的这种对立的激情，我们就无法理解它，可能也无法理解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都是现代人，不管是否愿意。在从时间上而言对我们最为现代的二十世纪中，人类在其前期经历了最可怕的疯狂与浩劫，在其后期同样目睹了种种混乱与迷茫。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学者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成长于二十世纪后半期，在他的经历与探索中，在他与二十世纪两位伟大的现代性思考者雷蒙·阿隆和列奥·施特劳斯的相遇中，在他对时代以及整个现代性的观察和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入到现代性的迷局，获得更清醒的自我认识。

理解人事特别是政治事务，并通过简朴自然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理解，构成了马南思考和写作的主要内容。人事浩瀚纷繁，何以把政治事务作为中心？对马南而言，政治不只是人事的某一部分，政治秩序为人类生活赋予形式。人类社会最深刻的渴望之一是获得良好的治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就能获得良好的治理和建立完善的秩序，相反人类常常陷入糟糕的治理和无秩序的混乱当中，但对于善治和优良秩序的渴望推动人类为其共同生活确立形式，并在其中安顿身心。现代性最深切地彰显了人对优良秩序的渴望以及人在建立秩序时遭遇到的困难和失败。马南对二十世纪和现代性的政治审视所针对的正是现代人的政治挑战。

皮埃尔·马南1949年出生于法国南方城市图鲁斯，毕业于著名的巴黎高师哲学系，曾经在法兰西学院担任雷蒙·阿隆的助手，参与创办法国著名思想刊物《评论》（Commentaire）并曾担任主编，现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雷蒙·阿隆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他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余部著作和大量文章，在深入阐释西方政治哲学经典著作的同时，借助这一阐释来辨析现代西方特别是欧洲政治的核心问题，如现代国家的特征、现代民主的本质、自由主义的发生与演化、欧盟建构的政治哲学等等。

他每周五11点到13点在拉斯帕伊大街（Raspail）105号一楼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阶梯教室的政治哲学研讨班也闻名遐迩，听者云集。在这个研讨班上，他疏解荷马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经典，不时从这些经典切入现实政治，让听众切身体会到这些经典的生命力。他的不少著述都是从这一研讨班的授课和讨论发展而来。

在马南的著作中，《现代政治的诞生：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卢梭》（1977）、《托克维尔和民主的本性》（1982）、《自由主义思想史十讲》（1987）对近代政治哲学家特别是卢梭、托克维尔等人的思想进行了细致犀利的阐发，《人的城邦》、《政治哲学通识课程》则是对现代性全面的批判性阐释，《民族的理性》展示了对欧盟建构的非政治、去民族国家倾向的审慎忧思，近年出版的《城邦变形记》则是对荷马以来的西方文明特别是其政治历史的精神动力和政治创造的深入思考。在他的访谈录《政治审视》（2010）中，他回顾了自身心智探索的历程和政治思考。本文试图从该书以及他的其他著作中呈现他的时代体悟和政治洞察。

这些著作几乎每本都被法国最优秀的出版社如伽利玛（Gallimard）、法亚尔（Fayard）、哈谢特（Hachette）等以规范的学术版本和更为大众化的口袋本一版再版，其中的大多数都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不同于二十世纪后半期在法国盛行的佶屈聱牙、曲折缠绕的后现代哲学和理论写作，也迥异于学院论述的坚硬刻板和专业生僻，马南的文笔清晰疏朗、犀利晓畅；无论是对经典文本的阐释还是对政治问题的剖析，他的论述鞭辟入里，推理环环入扣，引人入胜，最后的结论往往出人意料，别有洞天。

马南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本身就反映了他对政治的理解：政治根本上是公民之事，因此政治写作应该以普通公民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进行。马南强调自己非常重视语言的简朴（simplicité）和自然，虽然他并不反对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必不可少的学院术语和观念。不过他指出，以简朴自然的语言对人事（les choses humaines）特别是政治和政治历史进行清晰深入地探讨，这样做绝对不是为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更便捷地进行实用性的政治和文化传播，而是政治和政治历史的学术研究的严格性和科学性本身的要求。在马南看来，使用专业术语来进行政治和社会论述，这对于学者而言是非常便利的，因为这是他们熟练掌握、彼此沟通也得心应手的“行话”。

反过来，我们可以推论，诉诸简朴自然的语言来对人事与政治予以哲学性地探讨，这需要学者深入地理解浸透于生活中的语言和这一语言所承载的生活本身。马南认为语言的专业化对于社会认知并非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如此必要。非但如此，我们也许有理由担心这一专业化甚至可能使我们的认知更为技术化也因此更为贫乏。马南谈道：“孟德斯鸠、卢梭、托克维尔只是用法语来写作。对普通语言失去信心意味着对人类的自然智力失去信心。”对自然智力失去信心根本上是因为对自然失去信心。现代社会意味着自然的终结，从科学技术到价值观念都取决于人们的创造，语言自然也不例外。

马南不无嘲讽地说，人类的野心在今天是成为创造者，创造的欲望压倒了理解的欲望。确实，对于某种后现代解释学而言，理解本身已经是一种创造。马南则认为自己的心智探索被理解的欲望推动：理解存在的事物，而非想象和创造不存在的事物。因此马南坦言自己在成年后就不可能成为左派，因为左派更愿意想象一个尚不存在的社会，而他对存在的社会比对有可能存在的社会更有兴趣。

所以马南是右派或者说自由派，也就是自由主义者。这里他提到了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他没有明言，但我们看到他把自己置身于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这一近代法国自由主义传统当中。他的写作风格显然是这一传统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蒙田、帕斯卡、卢梭的道德主义论事风格的继承：以清晰优美的法语展示民情、人性和政治的内在张力。事实上，他的著述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推动了这一被遗忘的传统的再发现。

他同时提到了卢梭这个自由主义的敌人；在他对现代政治的奠基或是对自由主义谱系的论述中，卢梭均是无法绕开的思想高峰。马南在六十年代于巴黎高师和索邦（巴黎大学）学习哲学时，颇不喜欢被他称为“实业哲学”的当时教授的主流近代哲学—笛卡尔和笛卡尔主义、康德和德国观念论。这是一种体系化、机械化、技术化的大学哲学，其讲授更多的是对哲学概念和体系进行推演组合，而非让人思考。这时，只有卢梭这个在大学哲学中颇为边缘的思想家让他着迷，“没有哪个哲学家能更不偏不倚地理解人的灵魂当中最为悬殊和最为疏远的性情。

在卢梭作品的每一页中，一种无懈可击的修辞表达了灵魂中最为微妙和丰富多样的运动”。在马南的论述中，他经常借助卢梭来剖析现代灵魂中的紧张与分裂，参照卢梭的现代性批判来考量自由主义的现代方案的可能与困顿，同时也通过批判卢梭来引入古典思想，对自由主义的创造及限度予以更深入的审视。而对卢梭的批判以及古典视角则是马南从另一个自由主义的伟大批判者—列奥·施特劳斯那里获得的发现。

相关图书

《城邦变形记》

[法]皮埃尔·马南

译者: 曹明 / 苏婉儿

在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中，萨姆沙醒来发现自己一夜之间从人变成了甲虫。如果说20世纪始于这样一个时刻，即政治的死去，那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人是如何从动物变形为政治动物，以及作为政治动物究竟意味着什么，什么是人统治自身的最佳方式。在马南看来，西方历史便是被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的斗争塑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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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新民说iHuman(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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