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偌大一个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不是如面积相当的欧洲那样，分裂成众多国家。同时，在中国之内，政府被高度认可和尊重，拥有着绝对权威，尤其是相对资本而言。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国家，即获得经济的大发展，而政府又能够做到不被资本所控制。

也就是说，当今的世界，中国是统一程度最高的国家，这种统一表现在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地理主权上的，另一个维度是政府执政力上。中国不仅在古老辽阔的土地上只有一个政府，而且这个政府拥有着绝对独立的执政能力。

现代人，包括西方人和中国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大一统”观念是基于专制的，而且是拜秦始皇的武力统一中国所赐。想当然地认为，当下中国政府所拥有的高度独立的，具备绝对权威的执政能力，是基于专制的。

这些对中国“大一统”的看法，是以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为参照物看中国的结果，以“西方之心度中国之腹”的结果。在西方短浅的历史和肤浅的文化中，在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建立统一的国家，一个国家之内政府拥有强大的执政能力，一定是以专制为基础的。

中国的“大一统”观念，中国对政府的尊重以及政府独立而强大执政能力的获得，与专制无关，与武力无关，而是与道义、心性有关，是以道义和心性为基础的。

中国的“大一统”是基于道义和心性的“大一统”，中国的政治是以道义和心性为基石的政府，政府的权威和执政能力也是源自道义和心性。

西方之所以将“统一”和强大的政府与专制绑定在一起，因为西方没有独立的道义和心性观念，不知独立的道义和心性为何物。因此，无法理解中国的政治和政府形态。

第一次对“大一统”给出明确理论解释的是孟子。他说：“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声也，有同听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

他还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认为，人心具备相同的基本结构，具备相同的基本属性。人心的功能在思考，是一个思考主体，通过思考会感悟到“义理”。让自己的行为合乎“义理”，是人的内在需求，可以为自己带来快乐。

“义理”就是道义、道，就是天下有道的道。正是因为，自古至今的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以“同心”和“同理”为基础，就形成一个“大一统”的秩序状态。

孟子第一次对“大一统”给出明确说明，绝非说，“大一统”的观念至孟子才形成。“大一统”的理念基础实际就是独立的“心”和“理”概念的出现，这是中国文明伊始就有的。

《易经》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起点，形成于伏羲时代，伏羲也被称为中国的人文初祖，即中国文明的创始者。应该将伏羲看成一个时代更合理，而不是看成一个具体的人。

《易经》最核心概念就是“贞”，为“正”、“守正”。“正”就是自然的常态。万物都有自己之常态，都有自己之“正”。因此这个“正”，也可与“性”同，万物之正，就是万物之“性”。人心也有自己之“正”，有人心之“性”。“贞”更主要是人心之正，人心之性，去遵循和坚守人心之性。

易经的核心要义是，没有外在于人心的吉凶。尽管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但是最终决定变化之吉凶的，是人心，是人自己的态度。不管世界怎么变化，自己都要做到“贞”，以贞的态度去面对世界，将贞的原则落实到实践中去，这样最终就会得到吉的结果。

在《周易》的六十四卦中，有很多卦都涉及到“大一统”的天下秩序问题。

《周易》第十三卦叫“同人”，就是说与天下人像和同，建立一个天下大同的“大一统”秩序。其彖辞说：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志”，就是通天下人之心。

建立天下和同的大同秩序，并非一刀切地强制性相同，而是基于自愿和共识，需要求大同而存小异。《周易》第三十八卦“睽卦”就是在讲这个问题。“睽”就是冲突和背离，“睽卦”的主旨是“合睽”即在冲突和背离中求得共识，并以此实现天下大同。其象辞说：“君子以同而异。

第五十九卦“涣卦”，则在“大一统”社会的理想状态进行描述。“涣”就是涣散，整个社会处于涣散的状态，每个人都是独立自由的，没有凌驾于个人至上的组织和权威存在。也就是说，“大一统”的秩序基础，是所有人的自我管理。自我管理，就是每个人都遵循自己的本心，按照自己的本然心性去做事，凭良心去做事。

因此，中国传统学问把精力主要集中在了心性上，集中在义理上。心性、义理不仅是个人的修行问题，也是社会秩序问题，也是天下大同、大一统问题。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四条就是心性问题，后四条就是天下秩序问题。“平天下”就是建立天下大同的大一统秩序。

基于心性和义理，社会存在一个天下大同的大一统秩序，是中国文明伊始就有的观念，远比政府的出现为早。政府在中国的出现是尧舜时期的事，同时政府也是基于这个根深蒂固的原则而建立的。政府就是道义的政府，践行道义，帮助社会回归和复兴此前就有的大同秩序。

政治实际上也是一个独立的、职业化的道义行业，为社会提供独立的道义服务，帮助道义秩序的实现。

也正是为保障政府的专业独立性，在尧舜时期，就立了一个规矩：“不于民争业”，后来也被说成“不于民争利”。意思是凡是进入政治行业的人，进入政府做官的人，就不允许再参与任何产业的经营，其只能靠国家俸禄为生。这样，就逼出一个独立行业“政治业”。催生了独立的政治的出现。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唯独中国实现了政治的独立，存在一个行业分工意义上的独立的政治业。其他任何文明至今都没有实现这一点，包括所谓的现代文明。在自诩最发达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中，并不存在独立的专业化的政治业。

在民主选举中，作为选举人的公众都是不是专业的政治人员，但却可以直接参与国家领导人这一重要的政治专业问题的的决定。同时，在总统竞选中，他们可以直接从企业中拉赞助，让政治活动光明正大地与企业建立直接联系。同时，对于总统候选人，即便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人也可以参选，电影演员、网红、富豪都可以。显然的美国总统就是一位房地产大佬。

中国为什么给政治、政府予以了极高的尊重，对政府赋予了极高权威，和强大而独立的执政能力，因为政治是专业化的道义业，政治是专业的道义执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