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齐名将高长恭一样，狄青出现在战场，也戴着面具。

仁宗皇帝曾经让他用药去掉刺字，狄青却表示不敢奉诏。他说：陛下唯才是举，不问出身，臣感激涕零。然而臣之所以能有今天，就因为有这个印记。因此，愿将刺字留在脸上，以激励部下。

仁宗尊重了狄青的选择，尽管那时他已是高级军官。

实际上，戴着面具冲锋陷阵的狄青，是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据统计，四年之中，他参加大小战斗共二十五次，身上中箭八处，狄青却越战越勇。那时，大宋官军对西夏畏之如虎，西夏却敬畏地称狄青为天使。只要狄天使的身影出现在阵前，他们便魂飞魄散，抱头鼠窜。

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最看重狄青的是范仲淹。当时，范仲淹按照宋代“文臣将兵”的规矩出任西北边防军副长官，负责抵抗西夏达四年之久。正是在前线，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事实上范仲淹虽然是文官，却治军有方，深得边防将士和各族人民爱戴，就连羌人都称他为“龙图老子”，狄青更是敬范仲淹如父。同样，范仲淹也爱狄青如子。他甚至亲手交给这位年轻将领一部《春秋左传》，语重心长地说：为将而不知古今，那就只有匹夫之勇。

读书让狄青如虎添翼，变得智勇双全。包拯成为龙图阁直学士那年，越南人侬智高反宋，陷南宁，围广州，两广为之骚动。狄青主动请缨，并在第二年平息动乱。当时正值元宵节，京师由于这场战争而取消了灯会，狄青却在宾州张灯结彩，大宴宾客，犒劳三军。酒喝到半醉的时候，狄青声称身体不适，退入内帐，黎明时分却传来消息，昆仑关已被狄青拿下。

这可真是兵不厌诈。

捷报让皇帝大喜，下令尽快研究奖励方案。实际上这时的狄青已成为帝国的保护神，以至于他的安全就是大宋的安全。仁宗甚至亲自过问狄青的饮食起居。他说：狄将军威名远扬，敌人岂能不设法暗害？他的身边，必须安排忠诚可靠的人。即便是生活细节，也不能稍有差池。

于是，当年五月，狄青被任命为枢密使。

与此同时，他的噩梦也开始了。

在宋朝，枢密院是负责军政的最高领导机关。与参知政事同为执政，例由文官担任。狄青打破这一惯例，便引起了文官集团的愤怒。他们集体地表示不满。

狄青担任枢密使刚好三年时，开封暴雨滂沱，昼夜不止。大水冲开了安上门，淹没官署民宅数以万计。按照所谓“天人合一”的观念，这是天谴，必须有人负责，决心扳倒狄青的人也就有了兴风作浪的机会。

狠下毒手的是欧阳修。

七月六日，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上万言书，一口咬定发生水灾是因为让狄青担任了枢密使。逻辑是：水和武将在阴阳五行中都属阴。那么，招来水灾的如果不是狄青，又能是谁？更何况水灾年年都有，却从来没有冲破国门，淹没首都的。如果不是上天在发出警告，请问又能是什么？

这样的逻辑，实在荒唐透顶。何况就算成立，落实到具体人选也未必就是狄青呀！请问狄青有错误吗？没有。是坏人吗？不是。然而欧阳修却说，唯其如此，才更可怕，因为不会有人想到要防范他，就连狄青自己都想不到。

奇怪，狄青自己都没有恶意，又岂能作恶？

欧阳修的解释是：小人作大恶，未必都出于本心。狄青难免作乱，则由于他是军人。军人都是小人。小人一旦大权在握，想不谋反都不可能。就算他自己不想，手下将士也会一拥而上。这叫什么呢？这就叫“伏藏之祸”。

好一个“伏藏之祸”，简直就是莫须有。

如此舞文弄墨，狄青只能躺着中枪。仁宗迫于压力，也只好解除他枢密使的职务，外调出京。狄青想不通，到中书省找宰相文彦博问个究竟。没想到文彦博两眼直瞪瞪地看着他说：什么原因都没有，就是朝廷怀疑你！

狄青目瞪口呆，连退数步。

文彦博原本并不同意欧阳修他们的看法。后来转变立场，很可能是不愿、不敢也不能与文官集团作对。狄青却欲哭无泪。范仲淹在他担任枢密使之前便已去世，他又能找谁诉说？也许，他很后悔不该踏进文官的地盘，但是说什么都晚了。皇帝都无法保护的狄青，只好带着他那颗破碎的心到河南上任，半年后死在那里。

抑郁而死。

这就比岳飞还冤。岳飞之死是明杀，狄青之死却连暗杀都不算。债有主，冤有头，被公开处决的岳飞还能等到平反昭雪那一天，直接责任人秦桧也永远地跪在了岳王庙前。而狄青死之后却只有一个形式上的追赠和谥号。

与岳飞不同的是，狄青是被制度和文化所杀，而制度和文化是无法被送上法庭追究责任的。所有人都是凶手，也就等于没有凶手，却不意味着不能反思。反思既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加害者的尊重，更是对历史的尊重。

那么，为什么会有冤死狄青的制度和文化？

因为赵匡胤的军事体制改革。

赵匡胤的第一把火，是夺禁军之权。

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晚唐之乱在藩镇，五代之乱在禁军。

禁军岂能小看！

那么，赵宋官家怎样军改？

首先是将禁军的司令部，由二司变成三衙。二司就是侍卫司和殿前司，各领一支禁军。这是后周的发明，。赵匡胤则更进一步，又将侍卫司分成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与殿前司合为三衙。这样一来，禁军就等于有了三个司令部，总司令当然是皇帝本人。

但，禁军司令部虽然变成了三个，而且互不统属，三军司令却仍然是军人。军人总是有共同语言的，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结成团伙？因此还必须由文官来制约，办法则是将决策权和调度权给枢密院。从制度上讲，枢密院是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机关，当然有权制定战略，并调遣军队。

可惜枢密院也不能让人放心，尽管其首长一般都由文官担任。问题是，枢密院的军权原本夺自宰相，现在又夺禁军兵权。如此集权，谁能保证猫不会变成虎？

所以，单单防范中央军还不够，还得提防枢密院。

办法则是剥夺其指挥权，交给边将和统帅。后者为什么就没有危险呢？因为战争时期的统帅都是临时任命的，和平时期的边将又没有自己的军队。不管哪种情况，军队都由枢密院调遣，派出哪支就是哪支。手下没有一兵一卒，边将岂能拥兵自重？就连节度使，也成了荣誉称号。

不过，军队虽由枢密院调遣，但天长日久，边将与驻军之间还是会建立联系，产生感情。这就不能不防，办法则是更戍。也就是说，任何一支军队，在一个防区或战区最多驻扎三年，甚至只有一年就要换防，谁都不会久驻。

这样一来，边将与驻军即便想混个脸熟都不容易，更不用说结为死党了。三衙也一样。他们管理的兵和将，是调来调去的。枢密院更不行，连军队的面都见不着。这就叫“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所有人都无法结成团伙。

现在，我们可以大体上弄清楚宋代军事制度了。中央军平时由三衙养着管着训练着。一旦需要打仗，对不起，交给枢密院调度。枢密院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但是部队到了驻地或前线，则交给边将和统帅指挥。就是说，三衙有管理权无调度权；枢密有调度权无指挥权；边将和统帅有指挥权，却不知道手下的兵将从哪里来，能干什么。

显然，这些人都不可能黄袍加身。

实际上，防止第二次陈桥兵变，就是赵匡胤他们军改的指导思想和重中之重，这才始夺军政权于中书省，继夺用兵权于中央军，再夺指挥权于枢密院，可谓机关算尽。

那么，赵宋官家可以放心了吗？

还不能。

于是，又一军改举措出台：文臣将兵。

文臣将兵，就是由文官担任平时的军区司令员，战时的前线指挥官。这显然是有风险的，因为文官不懂军事，胆子也小。然而对于赵宋官家，这些缺点却是优点：没胆量和能力打仗的，也没有本钱谋反。尤其是科举出身的文官，没有亲兵部曲，只有儒家思想，怎么会谋反，又怎么敢？

何况文官也未必不中用。抵抗契丹的寇准，抵抗西夏的韩琦，抵抗女真的李纲，都是进士出身，抵抗蒙古的文天祥还是状元。实际上，文臣只要忠君爱国就行。安营扎寨之类的具体军务，是可以交给担任副职之武将的。

当然，前提是武将要服。

这就必须像重男轻女一样，在全社会造成重文轻武的心理定式和舆论环境，甚至让武将自惭形秽。

这不容易。

但赵匡胤却成功了。

狄青的遭遇就是证明。韩琦担任军区司令员时，狄青的职务是总管，地位至少相当于参谋长。然而韩琦因为一点小事要杀狄青的旧部，狄青却不能救。当时，狄青连韩琦的门都不敢进，只能站在外面求情，请韩琦刀下留人。

韩琦问：这人违反军纪，有什么杀不得？

狄青答：他有军功，是好男儿。

韩琦嗤之以鼻，傲然答道：东华门外金榜题名，那才叫好男儿，这种东西算什么！说完，竟然当着狄青的面将那人斩首示众，狄青则站在庭院里动都不敢动。

不难想象，后来狄青担任枢密使，位在韩琦之上，引起的会是怎样的公愤。如果我们还知道，接替狄青职务的不是别人，正是韩琦，那就会对此案有更深刻的理解。

没错，重文轻武，是不容更改的祖宗家法。

狄青则不幸成为反面教员。文官集团以他为例，向普天之下明确宣布：只要是军人，就永无出头之日，哪怕你再努力，再忠诚，再有才干，也哪怕你有皇帝信任。

这真是何其不公！

哀莫大于心死。被扼杀了上进心的军人群体，开始集体性地走向腐化堕落。

到了明朝中期，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

再看抗倭名将戚继光。

他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但确实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至于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从宋到明，孤独的将领又岂止戚继光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