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书纬/图文

有一种传承叫王朝体制的毒害，有一种毒害叫朝贡制度下的闭关锁国，这用在既远且近的大清王朝时代应该说是相当精准的了。

在人们的观念里，大清国是闭关锁国的代名词。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屡屡被动挨打，签订不平等条约，既割地又赔款的，颜面丧失殆尽。大清朝的屡屡被动挨打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清朝皇帝的闭关锁国、坚持封建礼制造成了大清朝的覆亡。其实这个问题，清朝皇帝也很委屈。

事实并非如此，闭关锁国并非清朝皇帝的发明创造。虽然说从顺治帝时代起，为隔绝东南沿海各省人民以及郑成功的反清活动而把海禁作为“坚壁清野”式的行动。顺治帝为稳固政权，于1656年颁布了禁海令。要求商民不得私之下海，不得将粮食货物等与逆贼贸易。违反者，斩首，货物充官。

清朝海禁政策引发的官民冲突

后来，从郑成功由厦门渡海驱逐了在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在这里建立了反清政权，顺治帝更进一步加强了禁海令。从此，清朝皇帝开始了闭关锁国政策。事实上，清朝的海禁政策基本上是延续了明朝时的状况以及历代王朝的朝贡制度一脉相承的。应该说，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朝贡与封建礼制的接驳者。

明朝时，要求对华贸易的主要有葡萄牙和西班牙，明朝末年甚至来了东印度公司。但是，他们的要求通商是具有强权性质的。

就说当时的西班牙吧，它是最早与中国接触的西方国家。西班牙接触中国始于1514年，这是明朝皇帝朱厚照当政的第九个年头，这一年葡萄牙人又驾着商船来到广东屯门，要求贸易通商，明王朝没有答应。过了三年，葡萄牙人又驾着商船来到了中国，这一次葡人的名头仍然是朝贡通商。但是行为方式却让本来就很有个性的朱厚照大跌眼镜。葡萄牙商船进入广东东莞水域时，却发起炮来。用明末大儒顾炎武的话说，“大炮迅烈，震骇远近”。[1]

顺治皇帝

说到这里仍需要说说中国的朝贡制度。朝贡制度并不是大清朝专有的显示优越、维护体面的皇朝礼制。传统中国的朝贡制度是与封建王朝的建立一脉相承的，体现了传统的宗法思想和儒家观念。最早的朝贡来源于先秦的分封制度，商纣、西周时代各诸侯国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贡，提供军赋、劳役，这是朝贡制度发源的基础。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把这种制度固定了下来。不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这种制度发展到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部落的关系上。到了两汉，这种形式又有了丰富和发展。汉代《淮南子》（原训道）中说：“海外宾伏，四夷纳职。”这是以禹的故事说明汉朝以恩德使得外夷对古老中国的朝贡制度产生了认同感，使得他们纷纷前来称臣纳贡。到了隋唐，这种朝贡制度发展得更为积极。隋炀帝时，他曾经派兵征服林邑，为显示隋朝作为中原王朝的正统，隋炀帝甚至还派出使者前往赤土、真腊、婆利等国宣扬中土的博大、恩德，吸引东南沿海国家前来朝贡。

明清时期体现朝贡制度的舞台剧

唐朝的朝贡制度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都知道，它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鼎盛、强大的时期。用一句俗话说，富在深山有远亲，何况是富饶、强盛的大唐呢？况且，大唐王朝在李世民之世，他注重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联系，一时间使得“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2]毋庸说，盛世大唐就像一个积累了巨大财富的大财主，朋友多、亲戚多，即便是历史上未曾于中国通贡的国家也竞相于中国建立贡使关系。

宋、元、明、清各个时期，朝贡制度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宋朝在唐朝管理朝贡事宜而设立专门的“鸿胪寺”基础上，又在沿海设置了类似于外宾招待所的“来远驿”；元代中国是地域辽阔，地跨欧亚，盛极一时的朝代，加之元世祖十分重视对外开放，完善的朝贡制度是吸引周边国家建立关系的重要措施，为吸引周边国家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元世祖给东南沿海地方官下达了这样的谕令，“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与市，各从所欲。”[3]

明末清初时期航行在中国海域的葡萄牙商船

元世祖的这个谕旨很明确，要求东南各国前来朝贡。届时，天子将施予恩遇，并准许往来互市贸易，这个谕旨也说明了，元世祖希望通过各国的朝贡来体现元朝的天朝上国地位。对于挑衅这种至高无上地位的，元世祖也表示将予以打击和惩罚。元世祖欢迎“来朝”和允许自由互市的旨意，还真吸引了东南亚各国前来朝贡，相继有马八儿、俱兰、爪哇等国遣使来元，与元朝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

从元世祖的谕旨中也可以看出，封建王朝的朝贡制度与朝贡贸易制度是相伴随的。元朝之前的对外贸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民间的互市贸易，一种是随贡贸易，两种贸易都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两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朝贡贸易的晴雨表。朝贡关系好的时候，贸易得到加强，朝贡关系不好的时候，贸易也随之停滞，这应该就是闭关了，但当时的闭关不像后来的大清那样完整意义上的闭关锁国。比如说宋朝吧，闭关禁令是有针对性的。北宋徽宗的时候，由于他的腐朽、荒淫，社会已经很混乱了，外侮也百倍于前。为稳固江山，他提出了“禁私物奸人下海”的禁令；到了南宋，国力和疆域更是大不如前，南宋王朝为防范外敌入侵，稳固江山，更是提出对外贸易“禁贩金银”，禁止铜、金属外流的禁令。看来，对外贸易是站在维护天朝地位的基础上进行的。

欧洲画家笔下的清朝时广州十三行通商口岸

明朝初年，国力强盛，朝贡制度、对外贸易又得到了加强，明初曾有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的外交大事。当时的西洋指的是现在的南洋和印度洋。明朝初年的对外贸易也是有互市贸易和随贡贸易两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之前的朝贡制度大都是建立在宗藩关系的基础上的，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与西方发生大规模的关系，而只是与四邻国家建立关系，而朝贡制度正是宗藩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中国历代王朝无论在国力上、文化上或是经济上都超过四邻国家，因而与这些国家建立关系，中国都是以“天朝上国”自居。况且，当时的许多亚洲国家为免遭它国的侵凌，也希望得到中国的保护。这样，纳贡建立关系，建立保护与被保护的宗藩关系便随着朝贡制度的执行而确立起来。

明朝中叶以后，这种以朝贡制度为表现形式的宗藩关系，逐渐被打破了。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使他们急于向亚洲扩张，寻找新的市场以及原料供给地。甚至他们向中国扩张，把中国也作为他们的掠夺基地，这种新的趋向，使得中国在四邻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优势渐渐丧失了。但是这个转变过程，封建统治者并不认同，仍然以上国自居，甚至对西方采取了关门政策，这样，中西方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以至于后来发生了鸦片战争。

大清时的十三行

说到这里，我们仍然要回到明朝皇帝朱厚照时代。1517年，当葡萄牙人以朝贡为名又是炮轰又是利诱的要求贸易通商。这位沉湎于女色、不喜朝政的年轻皇帝，这一刻的态度倒很坚决，他以中朝与葡国相无朝贡旧例为由拒绝了。不用说，朱厚照要对葡人闭关了，但是葡人并不甘心，干脆干起了海盗的勾当，在广东海疆四处抢掠。这样的举动，很有个性的朱厚照当然要有所反应了，于是发兵征讨。这边征讨，可是那边葡人却与明朝军队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明朝军队到了广东，葡人就跑到浙江；明军来到浙江，葡人就跑到福建。后来，葡萄牙人干脆勾结日本海盗，成为明王朝东南海疆的一大隐患。到了1553年，也就是明朝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终于冲破了明王朝的海关禁令，他们借口以“舟触风涛，愿借濠镜（澳门）地暴诸水渍贡物” 的欺骗手段，强租了澳门。这一租便赖着不走了，中国澳门成为他们殖民侵略的前沿阵地，后来这里发展成为西方各国对华贸易的桥头堡。

当时的西班牙也是一个强国，它看葡萄牙人获得了利益，强租了澳门，在1575年也要求对中国贸易通商。起初，西班牙的要求，福建地方官答应了，允许他们来福建互市贸易。但当时已经侵占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却不准中国商船前往菲律宾，并大肆屠杀在菲律宾的中国侨民。明政府出于对西班牙的戒备，不得不中止了福建互市贸易。此举西班牙人并不甘心，又于1598年提出在广东互市贸易的要求，这个要求被广东当局拒绝了。后来，西班牙人干脆自行在广东虎跳门自行建屋，群居不去，被明朝军队驱赶，才算离开。这样，中国与西班牙的贸易关系也宣告停顿。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仓库

继西班牙之后，荷兰也提出了与中国贸易通商的要求。当时，荷兰有海上霸王之称，但是，荷兰的通商要求也有点儿强逼性质。它也是驾着大船携着巨炮来的。这样的架势，明王朝自然要拒绝了，后来，荷兰军队侵占我国澎湖，进犯鼓浪屿，并非法占领了台湾，后被郑成功驱逐才离开。

明朝末年，英国也提出了与中国通商的要求，当时，英国已取代了荷兰的海上霸主地位。但是，它与中国的通商要求也别无二致地是以武力相伴随的。1637年，英国一艘武装商船来到中国，要求贸易通商。英国商船进入广东后，却发炮轰击广东炮台，“夺而据之，焚官署，截得商艇二、小艇一”。[4]明朝军队被迫还击，并击退了英国人的入侵，贸易通商也遭到拒绝。

从这些国家以武力相威胁，要求中国贸易通商的情况看，西方国家以强逼的手段，要求向中国输入商品，中国封建王朝要戒备这种侵略，闭关成为一种手段。特别是顺治入关后，一方面要防范国内沿海的反清力量，一方面要抵御西方的殖民贸易，所以，他扩大了闭关政策。

郑和下西洋绘画

到了康熙年间，雄踞台湾的郑成功之孙郑克爽降清，大清王朝最头疼的心腹大患——台湾抗清政权覆灭。如果仍然坚持海禁“防贼”，这样的理由已经显得很牵强了。再说，康熙帝经过几十年的文治武功，综合国力也在不断加强，已经完全具备了抵御外侮的能力。康熙帝顺应形势正式开放海禁，并设置了广州、厦门、宁波、江海（江苏云台山）四个海关。海禁一开，中西贸易开始变得频繁起来。

康熙皇帝开放了海禁，活跃了对外贸易。那么到了乾隆皇帝执政的时代，他为什么又要收口闭关呢？乾隆继位以来，虽然仍然号称盛世，但是国力与康熙、雍正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呈现江河日下的趋势。乾隆晚年，好面子的他处处标榜自己的功绩，拼凑“十全武功”装点盛世门面。他好大喜功，追求虚名的行为，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富，更加剧了朝廷吏治的腐败。可以说，当时的官员十官九贪，是毫不夸张的。官员营私舞弊，贿赂公行。军队也是蝇营狗苟，贪腐成风，造成了武备废弛。不论八旗还是绿营，都不勤操练，荒于武事，使得军队丧失了战斗力。这种情况，长时期浸淫于“歌舞升平”虚假繁荣中的乾隆皇帝当然知道，就说和绅的贪腐吧，他内心很清楚，和绅在自己的保护下已经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大贪官，但是好面子和虚荣心理使他不愿揭开这个盖子罢了。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

大清的国运日下，西方工业化的的日新月异，乾隆皇帝不可能一无所知。来自于西方的近代化发展对中国传统小农意识的冲击，他也应该是有所察觉的。但是，他不是去积极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而是以闭关锁国为手段，来躲避这种威胁。从此后，大清皇帝自乾隆皇帝、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皇帝都一律采取既定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一政策不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外贸易出现眼中的倒退，也是中国文明出现大倒退，最终这一政策，不仅招致了鸦片战争的发生，也导致了大清皇朝的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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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作品《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写。详细内容请参看《晚清外交七十年》。

[1]沈渭滨：《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

[2]《通典》，卷188，《海南序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

[3]宋濂等：《元史》卷10，中华书局1976版。

[4]夏燮：《中西纪事》卷一，《通番之始》影印本，第16 ，文海出版社印行。

[5]沈渭滨：《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