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一向是自然灾害频发地区，而在上个世纪初的前10年里，更是灾荒不断，尤其是1905年至1909年，几乎年年有灾。

1906年的大水灾被称为“湘省200年未有之奇灾”，除了水灾，往往还伴有夏旱和虫灾，并且几乎都发生在粮米的主产区，导致粮收锐减，库存空虚。

《礼记》上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储粮低于九年的消耗量，就是不足；低于六年，就可以称得上是危急；如果低于三年，就是场灾难（“曰国非其国”）。

1909年湖南遭逢巨灾，粮米歉收，却同时有大量谷米外运。因为湖北也逢巨灾，清政府向来又有“重鄂轻湘”的观念，为稳定湖北局势，大量调湘米援鄂，甚至出现了汉口的米价比湖南还便宜的怪事。

岑春煊的弟弟岑春蓂1906年调任湖南巡抚，刚上任便碰上大水灾，好在没出什么大事情。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1909年他在任上遇到第二次巨灾，这回，没躲过去，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讲，成了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

1910年4月11日，长沙，农历三月初二。

南门外碧湘街乌春巷挑水卖水为生的黄贵荪，上午拿出辛苦赚来的80文钱，让妻子去戴义顺碓房（即舂米的作坊）买一升米回来煮稀饭。

黄妻到碓房拿出钱后，店主发现她80文钱里有一些不大通行的钱币（湖南号称“三多之国”，兵多、钱多、伟人多），没有卖给她，让她回去换钱。

黄妻好不容易筹借到了代替不通行的钱币数目，又凑够80文，此时己到傍晚。

等她急急忙忙赶到米店，米价已涨了5文，还是不够买米。

黄妻奔波一天，空手而回，又累又饿又绝望。

回到家，她生起火，用泥巴做了一些泥饼，对可怜的孩子们说，这些饼烧熟后能填饱肚子。

然后，这个临死都忘不了给孩子做上最后一顿“饭”的母亲，跳了白沙路附近的老龙潭。

黄贵荪散工回家，看到孩子们在吃泥饼，又知道了妻子跳潭自尽的消息，也带着两个孩子自尽于老龙潭。

这个悲惨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城，引起众人极大愤慨。

火上浇油的是，第二天下午，有位老妇人在碧湘街的另一家碓房买米，竟遭店主辱骂，有位姓刘的木匠挺身而出，为老妇讲了几句公道话，与店主发生言语上的冲突，终于点燃众人内心积存已久的怒火，人们将店主痛殴一顿，并将店里大米抢光，带头的刘木匠被随后赶到的巡警抓走。

4月13日上午，刘木匠被抓的消息传开，先有少数饥民在南门外里仁坡鳌山庙保甲总局聚集，后来越来越多。

傍晚，巡警道赖承裕受命前来弹压，赖道台官老爷做惯了，一句“天然台百钱一碗茶，汝辈不以为昂，八十钱一升米汝辈竟嫌太贵，岂有天良（天然台一碗茶一百钱，你们不嫌贵，一升米八十钱你们竟嫌贵了，简直是没有天良）”激化了矛盾。

被众人绑在庙门外的柳树上，围观者纷纷往他身上投掷瓦片石块，随从也被打跑。

赖道台这顿打挨得不冤，脑子里多少屎才能说出那种混账话，且不说百钱一碗的茶根本不是普通百姓能消费得起的，人可以一年不喝茶，但不能一天没有饭吃，这能比么？

后来有人作诗讽此事：“瓦片飞来势最凶，顿教白发染成红。鳌山庙外垂杨柳，不系青骢系赖公。”

大量饥民遂冲击巡抚衙门，哄抢米店，演变成轰动全国的长沙抢米风潮。

一年多后，武昌枪声响起，说明满清当局不惜调湘米稳湖北，还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但发生在长沙的抢米风潮，其实已敲响了满清覆亡的丧钟，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和序曲。

回首过往，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都起因于偶然，却能归结于必然。

必然中有偶然发生，偶然中有必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