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志武

曾国藩的出身很普通。在19世纪之前的五六百年里，湖南湘乡的曾家，一个秀才也没出过，更不用说举人、进士了。直到曾国藩的爷爷辈，经济状况才有所改善，家里有一些田地，在当地称得上小地主。

有了经济保障，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才能致力于科举考试。不过，他父亲在这方面天分有限，考了足足17次，才于1832年考上秀才，使曾氏家族进入下层绅士行列。

曾国藩很聪颖，4岁开蒙，8岁能读四书五经，尽管考了7次才考上秀才，但23岁就中举人，27岁时中进士。这标志着曾氏正式跨入上层绅士门槛。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1838年那一次科举考试共194位进士，占4亿人口的比例不到千万分之五。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就有机会出任高级官吏，光宗耀祖了。曾家世代努力攀登，到曾国藩这一辈终于实现梦想。

不到40岁，曾国藩已经是二品官，分别掌控过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之后也任过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

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 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他为朝廷立下的汗马功劳。包括编练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处理教案、兴办洋务等等。

1865年，清朝进口第一批 “制造机器的机器”，并以此建立江南制造局，开中国制造业先河，1872年派出第一批学生留学美国，这些都有曾国藩的功劳。

此外，曾国藩还给自己定下规矩，每日读书练字、记录心得，给世人留下了丰富的对人生哲学的思考。总之，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无论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就还是思想层面的贡献，都很少有人能超越曾国藩。

曾国藩考中进士后的挑战

曾国藩的仕途似乎一帆风顺，但是，当初他面对过哪些挑战呢？或者说，在他中进士之后，仕途成功是必然的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在清代，即使你是新科翰林，有了做官的通行证，家里也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让你进京，也未必有资源把通行证变成现实。

对曾国藩这种出身并不显赫的学子，中进士可以说是“甜蜜的烦恼”：一方面，这毫无疑问是令人畅快的事；另一方面，从中进士到真正做官，他需要很大一笔“过桥资本”，就如今天说的“过桥贷款”，甚至即使他做官了，也还需要很多投入。

比如，官员来报喜，他要给赏钱；亲朋好友来了，他要设宴款待；家里还要竖旗子、挂牌匾、整修祖宗陵墓；从湖南到京城需要 200 两银子的路费开支；翰林院官员的薪俸很低，而朝廷又不给补贴，住房、官服、用人、马车等开销都要自己负担。

按照张宏杰的统计，那时新进士的进京资本在 500 两银子以上，这相当于 20 多个京城工匠的年收入。

正因为过桥资本这么大，时有进士因无法凑足资金而耽搁了去京城报到。在康熙时期，魏象枢就说：“起初得京官时，亦患无力，不能供职。”

在晚清，“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刑部主事，但因付不起过桥资本而一度准备放弃。

那么，进士一般是怎么凑足这笔过桥资本呢？

如果是出身于富裕家庭，自然由家里出，这是办法之一。办法之二是找亲戚族人出资。办法之三是找金融机构借债。如果还不行，办法之四就是找朋友和非朋友捐赠，此即所谓的“拜客”各门路。

前面说了，曾国藩的家境不是那么富裕，家里之前供他读书赶考已经卖掉不少土地，所以第一条路不通。

根据张宏杰的统计，中进士后第二年1月至10月间，曾国藩共四次“拜客”湖南10个县州，先是去岳父家和其他至亲家，然后分别拜会各地官员和企业老板。四次拜客历时7个月，走了约1500公里路，访问了1200个家庭和宗祠。

曾国藩为什么要拜访这么多地方、这么多人？

原因之一是他第一次拜客，7天马不停蹄走访至亲后，“贺礼”“轿钱”收入不多，才得到13.2两银子。所以，前面讲到的第一种和第二种筹资办法远远不够。

当然，曾国藩可以借债。

但当时金融市场欠缺，即使曾国藩未来收入很好，也没有途径让他提前变现部分未来收益。虽然有民间借贷，但利息高得吓人。

按照江晓成的统计，在当时的京城，针对候任或在任低级官员的京债，年利 60%~100% 已经算是比较低的水平了，一年翻上两三倍的也不少见。

而在小地方，几乎不可能借到超过几十两银子的大额长期贷款，利率高就更不用说了。假如那时候的金融市场像现在一样发达，那么，曾国藩一家至少可把房子或土地抵押，以 5%~6% 的利率借到相对大额的长期贷款，情况就会大为不同。

所以，曾国藩没办法，必须在更大范围内拜客，以募集资金。

过桥资本的来源和接受它的后果

曾国藩第二次拜客是拜访湘乡境内的曾氏族人和官员，共得到 386.2两银子的“贺礼”、“轿钱”。

第三次拜客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3月底开始，花了近三个月时间，经衡阳、衡州府城、耒阳、永兴等县，共募集相当于466两银子的资金。

第四次拜客从当年7月下旬开始，走遍宝庆府城、 高沙市、武冈州、新化、安化、永丰等地，花费两个多月时间，共得到566.6两银子的“贺礼”金。

拜客过程中，每到一处，大概要见四类人：一是自己的至亲故旧；二是族谱上记载的曾氏族人，一般是第一次认识；三是各县官员和重要乡绅；四是当地企业店主。他们除了宴请款待新科翰林外，也多有请他“议 修谱牒”、送卷挂匾。当然，最重要的是送上一笔“贺礼”钱，有时还有实物。

四次拜客下来，曾国藩一共收获1495两银子。这相当于60多位北京工匠的年收入，也等于亩良50田的收购价，数目不小。到道光十九年11月初，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将进京银两封好，行李捡拾。”然后，离家出发，前往京城。

进京路上经过湖南、湖北、河南，他沿途继续拜会官员。路过湘乡县 城，县令等再送银32两；路过长沙，湖南巡抚、按察使、粮道、长沙知府等又送77两；在汉口，湖北巡抚、布政使等送银171两；路过河南省 城，拜客四天，巡抚等政经军官员再送156两。

因此，北上途中，曾国藩一共再得到500多两银子。所有拜客收入加在一起，超过2000两。就像《儒林外史》里讲的，范进中举了，与他素无来往的张乡绅立刻带银子送上门，只是曾国藩得到的比范进多多了。

那么，这些“礼”钱是不是白给的呢？

当然不是。这些当年致以馈赠的人，日后都要连本带利讨回，所谓最重不过人情债。

茨威格有句话很合适：“她（指法国大革命中被处死的安托瓦内特王后）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那时的曾国藩，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一点。

“贺礼”、“轿钱”是别人以曾国藩为载体对未来做投资，而曾国藩收下这些钱等于是承诺未来给予回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赠送礼钱其实跟“买官”无本质区别。

多年之后，曾国藩十分后悔，于家信中写道：“我自从己亥年（道光十九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做外官，或督抚，或学政， 从前施情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这种告诫当然珍贵，是曾国藩功成名就、衣食无忧以后的反思。可是，当初如果没有这笔钱财，不要说光耀门庭了，他连京城都到不了。

如果当时有足够发达的金融市场，曾国藩就可以以合理利率直接借钱，靠以后的收入偿还，而不是背上沉重的人情债，之后滋生腐败。

新科翰林的过桥资本要靠拜客募集，而做上京官后，收入不高但开支 又大，像曾国藩在做官早期一年有将近 400 两的短缺。这就又逼着他要么 借超高利率的京债，要么接受别人的贿赂。

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市场的缺 失和古代的贪贿盛行有着内在联系。尤其草根出身的官员，更是被迫铤而 走险接受贿赂。历史上的“腐败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金融市场不发达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