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每每听到这句话，就让我想起了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他戎马一生，但最终命丧风波亭。提到岳飞，就不得不提起他的宿敌——秦桧，我们现在早晨吃的油条，其原名就叫“油炸桧”，可见百姓对秦桧积怨之深。话再说回来，从古至今，世人对于岳飞的死说法不一，我们通常认为岳飞之死就是南宋时期奸佞当道，宋高宗怕岳飞功高盖主，再加上秦桧不断进谗言，诬陷忠臣，导致了一代战斗英雄的悲剧。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宋高宗真的被谗言蒙蔽了双眼吗？仅凭秦桧的一面之词，岳飞就注定悲剧吗？

历史上的宋朝，太祖“黄袍加身”定天下，“杯酒释兵权”安天下，有着严格的权力制度，重文轻武，使得军事力量薄弱无法抵御来自外族的入侵，直到宋徽宗与宋钦宗被金兵俘虏，宋高宗赵构南下逃跑，定都汴梁，进入南宋时期。宋高宗与徽宗、钦宗不同，他很是节俭，为人也比较敏感。我们可能会认为，高宗的性格多疑、猜忌，对于“迎二圣”这件事会感到很敏感，因此，这可能成为高宗时期敏感的政治话题，是皇帝的“雷区”。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岳飞启程去迎“二圣”之前，他给高宗上疏，用了“天眷回朝”这样的字眼，“天眷”指的就是“二圣”；除此之外，在赵构迎回韦太后之前，宋钦宗曾希望韦太后可以向高宗转达自己的请求，彼时的钦宗只希望高宗可以给予自己一个道观以度过余生，他并没有再次称帝等多余的想法。种种史料都表明，“迎二圣”对于高宗来说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禁忌，岳飞也并不是因为“踩雷”而获罪。

北宋建立之初，太祖为了巩固、加强皇权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制定了中央筹措军费的制度，这其实也是借鉴、吸收了唐朝节度使制度的经验。宋朝发展的第一个顶峰是宋神宗时期，神宗为人温和，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脾气，就是这样一个“老好人”般的君王，成就了两宋时期的第一个巅峰，用数字直观来描述就是，当时的国家税收达到了6000万；我们再反观高宗时期的税收，只有1000万，而当时赫赫有名的“岳家军”，其一年的军费就达到了700万，占了国家收入的大部分。即便如此，高宗依然没有放松对军事财政的控制，沿袭祖制想尽办法为岳飞筹措军费。如果高宗一开始就铁了心的要收了岳飞，他完全可以来一招“借刀杀人”，根本没有必要为岳家军筹措所有的军费。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的一点是，岳飞算得上“形象好、气质佳”，治军严谨，靠他的个人能力可以实现军队自治，这样就会减弱皇帝对军队的控制，因此，高宗积极筹措军费也是为了防范岳飞划地为王、脱离中央控制。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岳飞的悲剧不仅仅有外部因素，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岳飞从底层一步步发展起来，并且是高宗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为人正直，业务能力出众、群众基础坚实，没有不良嗜好，闲暇也喜欢舞文弄墨，但是他也“乐于”干预皇帝的家事。举个例子，高宗膝下没有嫡出子嗣，他自己就培养了两位皇族后裔，岳飞上疏高宗就立储之事提出意见，凡此种种，经年累月，他干预的越多，他与高宗之间的嫌隙就越深，悲剧也就注定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名将韩世忠，同样为安邦定国立下汗马功劳，韩世忠果断选择离开政治舞台、归隐市井、安定生活，最后寿终正寝。

记得《人民的名义》中有这样一个场景，高育良书记与侯局长讨论岳飞的悲剧，他得出的结论就是岳飞为人耿直，但是情商不够，不懂得收敛自己的锋芒，不懂变通，更加不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君臣二人之间矛盾多了，悲剧还远吗？

历史已经远去，我们无法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一代抗金英雄永远定格，故人已逝，功过已定，权力制度导致了名将的悲剧，而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岳飞依旧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