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特殊地位，豪强者同皇帝的关系，宋皇室对豪强者一贯采取的政策……这些都像紧箍咒一样紧紧束缚着宋神宗的变法，造成了宋神宗在变法过程中的摇摆，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

一个巴掌拍不响：当王安石遇到宋神宗

宋神宗（1048年-1085年），原名仲鍼，后来改名顼。据《宋史·神宗本纪》所载：“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壬寅，立为皇太子。

治平四年（1067年）春天体弱多病的宋英宗驾鹤西去，时年二十岁的赵顼即位。面对矛盾重重的大宋王朝，宋神宗深知自己责任重大。

如何担负起这个责任呢？这个问题在他见到一个人之后终于有了答案。这个人就是时年五十岁的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人。五十岁之前的王安石为官多年，参加了是否续行榷茶法和相度牧马监变革问题的商讨。

其实早在仁宗嘉祐年间，王安石就上《万言书》请求仁宗变法，无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邓广铭先生认为《万言书》没引起足够重视的原因是：

“悬拟的设计方案与现实政治距离太远。”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和宋神宗见面，两人一拍即合。王安石上的《本朝百年无事扎子》打动了神宗的心。

这个扎子解答了宋神宗关于“本朝关于享国百年却天下无事”的问题，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正式拉开了变法的序幕，史称“王安石变法”。

小行星撞了地球：变法派vs保守派

宋神宗问王安石：“卿所设施以何先？”

王安石回答：“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

可以说变法的内容和正是围绕王安石所说的“变风俗，立法度”展开的。

在人们的印象中，“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简称“三不足”）特别能够体现王安石的革新除旧的决心。

不过应该注意的一点是，这种说法最早出自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卷十三：

“李承之待制，……承之在仁宗朝官州县，因邸吏报包拯拜参政，或曰：“朝廷白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无能为。今知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者，此人也。”后荆公相神宗，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术，承之深诋之。”

虽然“三不足”的说法不是王安石的自我代言，但是却突显了他变法的决心。

与此相反的则是保守派代表司马光。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人。有人说，王安石和司马光是同年生同年死的好基友。

其实，这是被《宋史·王安石传》所记载的“（安石）生于天禧三年（1019）年”给误导了。

詹大和在《王荆文公年谱》中对这个问题已有详细考证。

虽然不是同年生，但是司马光对变法的态度和王安石截然不同却是众所周知的。

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庚辰，距离新法开始才过了九个月，司马光就借着为宋神宗读《资治通鉴·汉纪》的机会，用“萧规曹随”的典故劝宋神宗不要改变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新法中的“青苗法”，来看看变法派和保守派对这个制度的分歧，并从分歧来看看二者背后价值观的差异。

所谓“青苗法”指的是在青黄不接时，政府发放低息贷款，民户在秋熟输税时偿还。实行青苗法的目的在于：政府发放的普遍性贷款代替豪强高利贷。

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壬午，皇上召见司马光。

司马光认为“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之前富民有利息贷款给贫者，等贫者收获的时候再还钱，等收获的时候差不多都要交给富民还债。

青苗法则是由县官去贷款给百姓，司马光害怕将富民换为县官，“县官督责之严”，造成“细民将不聊生矣”（细民：贫民）。

据《皇朝类苑》卷十五：“青苗钱令民愿取者则与之，不愿者不强也。”说明青苗法并非强制执行。司马光又说：“愚民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

接着以司马光自己是陕西人现身说法，说“（青苗法）只见其病，不见其利”要知道青苗法参照的是陕西转运使李彦散放青苗钱的经验。可以说，陕西实行青苗法比其他地方更早。

司马光指出了青苗法存在的问题，但是司马光并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案。

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陛下（宋神宗）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乃陛下职尔。”这一句话。

司马光写奏折亦是，喜欢长篇大论，不可否认文采很好，但是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笼统而言就是不具有可实行性。

熙宁元年（1068年）十月，司马光在回答宋神宗皇帝的如何富民的问题方面提出“凡富民之本在得人。”但是他具体的用人方法仍旧十分空洞。

作为司马光的粉丝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对于司马光的奏折上书收录不少，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司马光三番两次强调用人之法，意思是制度可以不变，关键是用人的问题。人用得好了，问题自然解决了。

邓小南女士的《走向‘活’的制度史》为我们思考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不仅要了解制度的制定，同样也要了解制度的运行。制度的运行过程就是“活”的制度史很好的体现。同样的道理，制度的运行背后需要人，但是没有好的制度就算人的能力再强又如何。

总而言之，保守派和变法派大的分歧在于“祖宗之法”能不能改。

王安石的变法派用“三不足”挑战司马光保守派的“祖宗之法”背后反映的价值观差异就是：前者打破了董仲舒以来宣扬的“天人合一”的天命观，后者则是恪守天命。

手心手背都是肉：“变”与“不变”的抉择

上述的保守派和变法派关于青苗法的分歧，只是变法过程中一个缩影。

变法过程中不仅是保守派和变法派的激烈争论，更有变法派内部的分裂，甚至是宋神宗本人也对变法产生了动摇。如果说大臣们之间对变法意见的不同只是各抒己见的话，那么，宋神宗作为决策人在变法中的作用可谓是十分关键的。

为何宋神宗产生动摇，因为变法涉及到“抑制豪强”。

要知道，皇帝的特殊地位，豪强者同皇帝的关系，宋皇室对豪强者一贯采取的政策……这些都像紧箍咒一样紧紧束缚着宋神宗的变法，造成了宋神宗在变法过程中的摇摆，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

变法期间，王安石称病避事、多次求退、与神宗意见不一以及两次罢相无不从侧面反映宋神宗在变法方面不坚定的立场。

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王安石求去，宋神宗不许。

熙宁六年（1073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王安石准备严惩，宋神宗却认为不能这样，两个人起了争执。王安石便称病避事。

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王安石与神宗辩市易免行钱。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在位期间多次称病求去。终于在熙宁九年（1076年）再次被罢免相位。“自是绝口不提朝事。”

虽然王安石不再从政，但是新法却还在继续。

王安石变法还有个名称叫“熙丰变法”。如果说熙宁年间的变法是王安石和宋神宗的“二人转”，那么，元丰年间的变法就是宋神宗的“独角戏”。

为何宋神宗在元丰年间变法的时候不任用王安石？

朱熹是这样认为的：“神宗尽得荆公的许多伎俩，更何用他？到元丰间，事皆自作，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

宋神宗虽然已经知道了王安石的套路，但又非全部照搬。一方面抽出了某些抑制豪强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扩大了赋税征收。

元丰年间的变法只是披着“王安石变法”的外衣罢了，实质上和王安石的理念已经发生了变差，倒不如说是“宋神宗变法”。

是非成败转头空：变法落幕

元丰五年（1082年）的永乐之战的失败，给致力于恢复旧疆的宋神宗沉重的打击，从此之后精神受到了很重的压力。

三年后，宋神宗带着他的新法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留给后人无限的感慨。变法随着神宗的去世落下帷幕，可是新法带给北宋乃至后世的影响却十分深远。

从变法开始，对于王安石个人的攻击就很多，这点从宋人留下的笔记小说可以看到。

到了南宋初年，将北宋的亡国之祸归结到王安石的身上。要知道王安石去世距离北宋灭亡有四十多年，怎么能够在死者身上找寻根由。

退一步来说，完整参与整个变法的是宋神宗，而非王安石。但是宋神宗是皇帝，是宋高宗的祖父，所以这个锅只能王安石背。

就算是后来王安石的江西同乡陆九渊，对于王安石变法，也是主张将王安石与其变法进行分离。从根本上否认变法，认为王安石是受到小人的利用。直到清末民初，梁启超先生对王安石变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不同的时代，对王安石变法出现过截然不同的评价。

王安石变法，是十一世纪以宋神宗和王安石等人发起的对军事、农业等方面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用人不当和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等因素，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只能说任何的偏见都无法影响人们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只有耐着性子，才能拨开层层的迷雾，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