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复兴与困局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这已成全民共识。在“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引领下，《中医药法》即将实施，中医药发展迎来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

　　中医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不仅为中华民族繁荣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也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不过，如今，在众多中医医院中，望、闻、问、切的传统中医看诊模式已经被化验、B超、CT等西医检测手段所取代，人们已经很难看到“印象中的老中医”。

　　“这不就是西医大夫拿中药看病么？”略带嘲讽的言语背后，映射出的是近年来中医的尴尬现状。

　　据2017年3月《小康》杂志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进行的“2017中国生命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显示，94.7%的受访者表示相信中医，但是在生病需要看医生时，却只有17.7%的受访者首选中医。

　　相信中医，却不选中医。在《小康》记者采访过程中，很多中医从业者将之归因于西医的冲击。虽然《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但几十年来，中医并没有真正的主体医学地位，也不能发挥主体医学的作用。

　　其实，国家一直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制定了中西医并重的方针，但几十年来一直没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主要原因是关于中医发展方向，人们存在分歧。其中，分歧主要集中在是否应用现代科技。有人认为，中医应遵循传统，拒绝现代科技；有人则觉得，中医原本就是在吸收各种传统医学后逐渐壮大起来的科学，不该拒绝科技。

　　传承与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永恒主题，人才匮乏更是不争的事实。

　　以“个性化”为特征的传统中医师承教育与以“标准化”为特点的院校教育相比，孰优孰劣？哪种更适合培养出优秀的中医药人才？面对争议，北京中医药大学给出的答案是，推广“院校+师承”的人才培养模式，将师承教育有机融合到院校教育中，才是中医人才的最佳培养模式。

　　而与科班中医相比，民间中医的处境则更显尴尬。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传统中医文化的代表，其中有精通中医并发扬突破的高人，也有凭借秘方福泽一地的名医，百姓相信他们，上门求诊者络绎不绝；同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又缺少现代西方医学理论，没有执业证，只能是一群无证的“非法行医者”。

　　不过，转机已经出现。就在记者截稿之时，国务院法制办正在就《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民间中医“转正”有望。

　　此外，“中医热”在世界“升温”。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有30多万家中医诊所、18个国家和地区已将中医药纳入国家医疗保险体系，约有40亿人使用中草药产品治疗。

　　与“健康中国”战略同频，与“大健康”时代共振，与世界共享，中医药振兴发展新征程已经开启。

　　中医药去向何方

　　国家非常重视中医药发展，制定了中西医并重的方针，但几十年来一直没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主要原因是西医领导中医，置中医药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于不顾，用西医学的观点、标准、方法来要求、衡量、检验、改造中医药，中医药始终处于被质疑、被验证、被改造的境地。

　　文｜《小康》记者 刘源隆

　　如今，到大城市著名的中医医院看病，已经基本看不到中医的影子了，望、闻、问、切的看诊模式已经被化验、B超、CT等西医检测手段所取代，只是医生所开的药仍是中药而已。

　　“这不就是西医大夫拿中药看病么？”这样的言论已非鲜见，其背后映射出的正是今日中医所面临的发展困境。

　　中医药愈发势弱？

　　“调查结果显示，中医药被认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元素。”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6年，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开展第四次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引用全球样本库中覆盖G20中除欧盟外的19个成员国9500个样本，严格执行在线调查的国际标准，结果显示，50%的调查样本选择中医药作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元素。

　　而在2012年该项调查首次发布时，中医药尚未进入前10名。

　　据王国强介绍，中国向70多个国家派遣的医疗队都有中医药人员，约占医务人员总数的10%。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也曾表示，甘肃已将国医馆开到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医药在海外遍地开花，但在国内却备受争议。

　　“一位远程求助的病人，我让他给我拍一张舌苔的照片，他都不知道舌苔是什么。”国医大师朱良春之女、南通良春中医院院长朱婉华告诉记者。

　　“中医药不能真正融入我们国民的日常生活中，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问题。”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郑进认为，中国学生接受的基础教育是西方的科学教育，针对中医的伪自然科学论已经影响到中医在中国的传承。虽然《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但几十年来，中医并没有真正的主体医学地位，也不能发挥主体医学的作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于文明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医药疗效的发挥面临中医药学评价方法未明、中医药被西化等多重难题。

　　“中国传统医学很难形成统一的标准，我们的医学把人看为一个整体去医治，不同的人得同一种病，但因体质不同，用药自然也不同；西医则是把人拆分为大大小小的零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因此西医可以形成统一的标准，见效快，方便管理者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质量也便于把控。”贡却坚赞，这位从小学习藏医，现任青海大学藏医学院教授，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取得公共卫生学博士学位，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的僧人，对西医与中国传统医学都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与研究，在他看来，每种医学的发展都有局限，“西医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急于否定我们的传统医学呢？”

　　此外，对于失去了师承关系文化土壤的中医来说，后继乏人也是制约其发展的难题之一。

　　但是，与之截然相反的是，中医药在国外的发展却呈现上升之势。据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的不完全统计，仅欧洲目前就有中医师、针灸师12万余人，每年中医应诊的患者有500万人次以上。欧洲现有中医教育培训机构300多所，连巴黎医学院也开设了中医课程。

　　有人提出中医药必须走向世界。其实中医药已经走向世界，现今，中医药在世界服务范围已经扩大到140多个国家，并正在向所谓现代主流医学提出挑战。

　　据“谦”字门中医儿科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郑俊谦介绍说，中医在国外行医，诊费高于西医，但因其简、便、廉、验，所以很受欢迎。医疗保险公司也愿意参与，很多国家甚至已将中医纳入医保，使得中医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有幸去过美国、英国、俄罗斯及法国、瑞典、瑞士等国家，澳大利亚是全球首个用立法方式承认中医的西方国家，英国、德国、瑞士、法国、瑞典、荷兰等西方国家的立法机构也在积极推动中医的立法程序。”中医药之所以会遭遇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境遇，与中西方医疗体制不无关系，郑俊谦称，“在国外行医，不看你的学历有多高，不看你发表了多少论文，更不看你有多少科研成果，他们关注的仅仅是你的临床经验。在那里，疗效是硬道理。”

　　中医毁在中药上？

　　“中医可能毁在中药上”，王国强一直坚持这个判断，并认为中药的质量问题、中药的资源可持续问题将会对中医的发展带来影响。

　　中药药效不如以前好，其实这也是业内一些老中医的普遍共识。中医讲究药材的质量与成色，由于道地药材本来就是稀缺品，再加上近些年生态破坏，国外高端市场需求旺盛，导致国内许多中医药材质量下降，有些甚至只能被称为“药渣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药企从业者就表示，“最简单的例子，人工牛黄与天然牛黄价格相差甚远，其药效更是天壤之别，现在有多少家中医药企业还会坚持使用天然牛黄呢？”

　　对此，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王文全教授也非常关注，他直言，在中药材生产中，存在肥料施用不科学、滥用农药等问题，导致药材生产质量不稳定或者下降。

　　中药质量下降，与炮制工艺也有直接关系。按照规定，中药材经过加工炮制后，才能称其为中药饮片，未炮制的中药材不能称作中药饮片。炮制工艺改变了原来药材的药性，使中药饮片减毒增效。因此，炮制是中药饮片质量控制的关键因素，也是中药饮片质量的重要保证。不过，中国中药协会副会长张世臣认为，经验丰富的老药师故去的故去、退休的退休，年轻人不愿意做、留不住。老人越来越少，新人青黄不接，中药炮制工艺后继无人，面临失传的危险。

　　我国中药炮制泰斗、年过八旬的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王孝涛教授也曾对此表示担忧，“中药炮制队伍人才匮乏，都成‘熊猫队’了。”

　　为此，2015年发布的《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提出开展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坚持中药材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建设常用的、大宗的、优质的中药材生产基地。

　　尽管对高质量药材的渴望是相同的，但业内对政策褒贬不一。贬者认为规模化、产业化违反了中医药的生产特点；褒者则认为规模化、产业化有利于加强质量控制。

　　事实上，早有企业涉足中药材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管理。据中医药产业巨头康美药业副总经理李建华介绍，聚焦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的康美早已从中药饮片切入，涉足上游的中药材生产。

　　大企业吞并、赶走小企业，将是未来中药饮片行业的常态。但规模化生产是否真的就能解决中药材的质量问题还有待考证。

　　“规模化生产是好的，但质量把控是关键。”曾经尝试利用大企业规模种植药材的朱婉华向记者表示，“药材质量第一，价格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药农与供应商都能依靠质量和诚信取胜。”

　　“这些年来，中药产值猛增繁荣是假象，是医疗市场过度用药的结果。”郑进表示，随着医改深入推进，过度用药只会成为历史，所以企业应当改变过去热衷研发新药的习惯，适应中医药承担的保健、预防、康复、养老责任。

　　《中医药法》能否打开局面？

　　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体现中医药特点的综合性法律《中医药法》将于今年7月正式施行。“从法律层面扶持和促进中医药发展，解决制约中医药发展的突出问题，是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推进中医药系统依法治理的必然要求。”王国强表示，接下来将通过多项举措贯彻落实《中医药法》。

　　然而，《中医药法》实施后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的评估。

　　“《中医药法》强调要中西医并重发展,不能厚此薄彼。可几十年来，因为西医领导中医,我国的中医药一直处于被质疑、被验证、被改造的境地,这有违中医药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每次谈到中医药的发展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顺天德中医医院院长王承德就会有些激动。

　　“如,1999年出台的《执业医师法》规定,中医师需有4年以上的医学院校学历方能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其考试内容一半是西医内容,这种管理办法不完全符合中医自身特点,把许多自学成才,师承、家传人才拒之门外。该《执业医师法》也取消了大批民间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和一技之长的大约15万人的乡村医生的行医资格,导致乡村基层中医人才缺乏,农民看中医越来越困难。显然,这些规定与现行的《中医药法》相关规定不符。”多年以来，王承德对这种中医套用西医的管理标准一直不敢苟同。

　　“比如《伤寒论》、《金匮要略》、《太平局方》、《医宗金鉴》等医书所记载的方剂,已经应用了上千年,接受了无数的临床验证,深受官方和业内认可。但按照现行的审批办法,还得按西药的要求做临床、药效、药理、毒理等验证,得让小白鼠点头认可才能通过,这不是开玩笑么？ ”

　　对此，业内普遍认为，政策支持是根本，不仅昭示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方向，还直接决定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速度。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为题，专章论述了中医临床优势培育、健全中医医疗保健服务体系、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发展、中药新药研发、中药资源普查、中医药知识传播与传统知识保护、中医药传承创新等内容，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方向与重点。

　　人才、物资、用地等具体条件的保障，是各项支持政策落地的“有形”抓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支持，有利于解决中医药事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与困难。而将中医药事业发展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首先意味着发展中医药事业是政府的一项职责，同时也是对政府依法履行这一义务和失职追究的一种约束手段。对中医药事业给予经费保障，是政府履行自身职责的一个基本方式，也是“真金白银”的一项措施，将为中医药事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除了专门的中医药政策、措施外，很多公共政策，尤其是医药卫生领域的政策，也会对中医药事业产生重大影响。如何让这些公共政策也助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医药法》中明确写道：制定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政策、药物政策等医药卫生政策，应当有中医药主管部门参加，注重发挥中医药的优势，支持提供和利用中医药服务。

　　中医药有其自身鲜明的特色，不仅发展中医药事业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也要尊重其特色、符合其规律。因此，专家建议，要有懂中医药的部门和人员参与到可能对中医药产生影响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中医药主管部门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既可以及时发现并纠正无法适用于中医药的政策内容，又能在政策范围内为中医药积极争取空间。

　　例如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政策，若只以西医西药的标准确定付费项目及价格，对中医药服务的发展极为不利。又如基本药物目录的制定，中成药及饮片能否列入、列入多少，将直接影响中药产业的发展，也间接影响着中医药服务的开展。因此，这些重大政策的制定，必须要有懂中医药的部门和人员参加，为中医药发声，争取应有的政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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