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在攻下洛阳后，宣布光复后的汉朝定都洛阳，因为其位置在长安的东边，历史将其称为东汉，而部分史学界及西方人士为了将其与之前的汉朝相区别，又将其称之为后汉。

东汉没有按照传统复都长安，而是迁都洛阳，不少人认为这是因为长安在长期的战乱中被损毁严重，已经不适合再做都城了。

小编是不认同这一观点的，因为西汉后期的乱世，可以说整个北方都处于战乱中，洛阳与长安比起来，其破败程度也相差无几。

同时，安史之乱后的长安城，估计比西汉末期还要破败，但平定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依然还都长安，这从侧面证明了迁都洛阳并不是因为长安已经破败得不能做都城了，要知道明朝的都城北京完全就是在一片荒野与废墟中建立起来的。

那么东汉定都洛阳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定都长安的都有哪些朝代，他们分别是西周、秦、西汉、唐等朝代，其中西周时称镐京，秦时称咸阳，其地理位置基本位于汉唐长安附近。

而这些朝代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是一个个充满雄心壮志，开创了一个个盛世的强盛的封建帝国。

而定都洛阳的又是哪些朝代呢？他们分别是东周、东汉、后唐、后晋等朝代。

这些朝代的共同特点是：领土收缩，军事羸弱，给人一种积贫积弱的表象，有些朝代的名字甚至都不为人所知，比如后梁等。

那么为什么又会出现这种定都长安的朝代都成了强盛的封建帝国，而定都洛阳的却都成了羸弱小王朝了呢？

小编认为，这完全就是与这些朝代在立国之初，其定都的皇帝所立下的国策所决定的。

在古代，中原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甚至在宋之前，主要来自于蒙古草原，而长安紧邻河套平原，是中原王朝向北向西扩张前进最近的大都市，而河套平原则是最近的粮仓，定都长安既昭示了这个王朝，其国策便是在巩固现有王朝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扩张和充实国土，成就一个帝国。

这就正如汉武帝时期“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与唐太宗时期“天可汗”一个道理，其雄心勃勃的帝王意志，也正是其国策的最直接反映。

从另一面讲，靠近游牧民族的长安，同时也展示了这些封建帝王“天子守国门”的决心，而正是因为在这种国策的指导下，他们选择了以长安为都城，也是这一国策的指导，让他们建立了一个个充满传奇的封建帝国。

而洛阳则不同，洛阳本身就位于粮产丰富的中原平原，同时又有大山和黄河相阻隔，游牧民族的兵锋不至于直接剑指都城，因此在定都洛阳之时，这些朝代基本就已经确定了“以守为本”的国策，说得直接点那就是“不求大富大贵，只求中规中矩”，这种情况下，国策所定，自然难以成就一个个盛世天下。

就如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所说的一样，“国之初立，以休养生息为本”，从某种程度上讲，从定都长安到定都洛阳也昭示着一个封建王朝的使命的转移，从开疆拓土的帝王豪情转移到更加关注百姓生活。

而从礼制上来讲，这又遵循了周以来的先例，在古代，人们长期是将洛阳与周混为一体的，而周王室于民间，又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天道，这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世的效仿。

东汉为何迁都洛阳，而定都洛阳的朝代又为何比定都长安的弱，这从一开始就由他们的国策所决定了，而这一国策又最终决定了这些王朝后来的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