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进华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陈官俊(1781-1849年),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著名官员,著名金石家陈介祺(1813-1884年)之父。官俊金榜题名后,以学问贯通供职翰林院、右春坊、上书房等清要部门,成为御前近臣,深得嘉、道两任帝王眷顾,道光帝赞其“心地坦白,诚朴可嘉”。可惜正是这种性格,使陈官俊屡屡违背君臣之间信息的单向度原则,令他惹火上身仕途颠踬。

学政被劾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九月,长期供职内廷的陈官俊外放为山西学政。学政“掌全省学校政令和岁、科两试,按期巡历所属各府、厅、州,察师儒优劣、生员勤惰”,是清代省级文教主管官员,一般多从进士出身的侍郎、京堂、翰林、科道、部属等官员中简派,严格来说,属中央派出官员而非地方官。在明眼人看来,官俊之得外放,是翰苑词臣行将被重用的前奏。果然,任学政将近两年后,他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离晋回京。

孰料离晋不久,他的老上司山西巡抚成格(1769-1838年)就对他发动弹劾,指控他于嘉庆二十四年在太原殴打办差家人,又于次年买某通判婢女作妾,称其“干预地方公事,擅作威福,虽未能实指其苞苴之据,而已大开奔竞之风。”道光帝授意军机大臣传讯陈官俊,官俊承认殴差、买妾属实,其他事项坚予否认。道光帝下旨将陈官俊降为中允、赞善,又派陕甘总督长龄(1758-1838年)赴山西查办。长龄回奏皇帝称,成格所参各款多系得自传闻,不能指实。双方被各打五十大板,成格不胜巡抚之任,以六部主事降补,陈官俊再降为编修,退出上书房。

成格为何弹劾即将被重用的陈官俊?又为何选择他离晋赴京这个时机呢?理清这条线索,才能弄明白整个案件的脉络。

劾案原委

原来,嘉庆二十五年下半年,陈官俊接到刚刚即位的道光帝的密旨,要他“留心察访官吏贤否,政治得失,随时密奏。”感激于新皇帝的信任,他决心要做出一番成绩来。他以御前清贵而典外任,又自觉有御赐“尚方宝剑”在手,对山西的官员展开各种明察暗访。这在同僚们看来,不免傲气凌人,令整个山西官场为之搅动不安起来。巡抚成格忌惮官俊的密奏特权,生恐有把柄落于手,一旦直达天听,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下令搜集其黑材料,攒成弹章,化被动为主动。他有意选择在陈官俊调离山西后启动弹劾程序,是指望着朝廷不会派员察实,可以蒙混过关。

成格弹劾陈官俊,固然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陈官俊也受创不轻。总结起来,陈官俊的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殴差,自恃背景深厚,作风过于强横；二是买妾,与其他官员发生公务之外的利益纠葛,触犯禁忌,咎无可辞；最重要的却是第三点,不知慎密。这从弹劾案的皇帝御批就可看得一清二楚,道光帝严厉谴责说:“讵意陈官俊卞急粗率,将晋省官员大加访问,以致声势侈张,物议滋起,殊与朕委任之意大相径庭。言不密则失身,致干罪戾”,“陈官俊躁妄粗鄙,不知慎密,实属负恩。”轻躁和不检束显然不是问题的重点,压垮陈官俊的根本在于其“失密”,本应自下而上的呈报,却作了过多的自上而下的释放,违背了信息的单向度原则。

朝廷之体　贵在慎密

性格决定命运。道光十九年(1839),已为工部尚书的陈官俊,再次因口无遮拦而被褫职。东陵郎中庆玉因贪污而遭籍没,得人预告,将财产大半转移。后来查明,籍没的消息是陈官俊闲谈间无意泄露的。官俊得到道光帝赞扬的“坦白”和“诚朴”,正是使他和历史上那些谨言慎行的名臣差出一个段位的原因。

西汉孔光为人周密谨慎,任职中枢机构尚书台十余年,未尝有过,“时有所言,辄削草稿,以为章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荐举,唯恐其人之闻知。”即便是休假与家人宴饮之际,仍然无一句提及朝政之事。有家人出于好奇问孔光:“长乐宫温室中种何树?”孔光顾左右而言他。史家评道:“若孔光者,可谓至慎矣,故能终身无过,享其荣禄。”北宋有“圣相”之誉的李沆,“内行修谨,言无枝叶,识大体,居位慎密,不求声誉。”在家中接待宾客时,常沉默寡言,时称“无口匏”。明初儒臣宋濂也是践行慎密之道的典范,《玉堂丛语》卷五载:“禁中问对语,绝不以告人。应制之作,亦削其稿。署‘温室’二字于居室之壁,有问及内事者,指以示之”,可见他以孔光为榜样,严守慎密之体。

《周易》云:“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慎密被视为君子的一项品格,而且多关乎政治运作。武则天撰《臣轨》一书,作为帝王对臣子的告诫,也是历代为臣之道的总结,其中“慎密”章有点睛之语:“人臣不慎密者,多有终身之悔。”慎密不仅仅是保守政务机密那么简单,亦是帝制时代推尊皇权的自然逻辑。所谓“朝廷之体,贵在慎密。”臣子是君主的工具,臣子行事不密,容易陷君主于被动不利的局面,严重的情况可能危害到君主的安全。是以,为臣当守恭敬静密之旨,具体做法分为三个层次:大慎者闭心,次慎者闭口,下慎者闭门。皇权对臣子慎密的看重,折射出君为臣纲体制中信息单向性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