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枭雄曹操

堪称对官二代教育的历史典范。

史载，曹操一生至少共有子女32个，其中儿子25个，女儿7个。25个儿子中有9个早薨（包括神童曹冲也就13岁即英年早逝），长大成人的有16个儿子。曹操的几个儿子也很了得，嫡出（武宣卞皇后所生，下同）的曹丕“博闻强识，才艺兼备”；嫡出的曹植才高八斗，嫡出的曹彰武艺超群；早夭的曹冲（庶出，环夫人所生）据说五六岁的时候就达到成人的智力……这些都跟曹操重视家庭教育分不开。

曹操教育孩子目标明确。他要培养的是治国平天下的万乘之才。在他的心目中，孙权是孩子们的榜样，史有“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一说。孙权属于“官二代”中的佼佼者，雄才大略，独霸一方，不臣曹魏，这是个让他又恨又敬的豪杰。而刘景升（即刘表）的儿子刘琮这个“官二代”就差远了，不忠不孝没骨气，想当年曹操挥戈南下，还没打到荆州，这小子就把他爹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拱手相送了。

为了激励孩子发愤学习，他曾颁布《诸儿令》：“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意思是说，儿子们小的时候，我都喜欢，但是长大了，我会量才而用，说到做到。对部下，我不偏心，对你们，我也公正，唯才是举，最有才能的人，才配当我的接班人。

为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曹操充分利用手中特权，整合优化教育资源，为儿子们选择配备了最好的老师。曹操为儿子们选择老师的标准是：德行堂堂正正、深明法度，就像邢颙他们那样的人。邢颙，先被曹操点名去辅佐他相当看好的曹植，但是曹植才高气傲，任性而行，饮酒不节，不爱听邢颙唠叨，两人比较疏远。曹丕做了太子后，邢颙又被曹操选派当了曹丕的老师。除了邢颙，曹操还派了“秉德纯懿，志行忠方”、“国之重宝”的邴原和他本人很敬重的张范去辅佐曹丕，曹操很客气地对他们说，我的儿子不成材，怕他难走正路，想请你们去匡正劝勉他。

曹操深谙“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之道。一次，曹操让曹彰领兵出征，临行前告诫曹彰：“居家为父子，受事则为君臣，待人处事须遵王法，尔其戒之！”言下之意是：你即使为将在外，一切也要按规矩来，否则，别怪我不讲父子情分。

范仲淹：教子戒奢维家风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的千古名句，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范仲淹出生在苏州吴县一个贫苦的家庭。早年清贫的生活，使他养成了节俭朴素的良好习惯。后来入朝做大官后，所得的俸禄，往往用来接济穷人，而自己的子侄，却不得不轮流换穿好一点的衣服出门做客。

话说一年的秋天，范仲淹的二儿子范纯仁将举行结婚大礼。范纯仁深知父亲的风节和家规，对操办隆重、奢华的婚礼，自然不敢妄想。纯仁暗暗考虑：成家立业乃人生大事，总得购置些衣服、家什。只买些简单的用品，自然会得到父亲的赞许，但新婚妻子及岳父那边却不好交待；买些稍好点的，妻子、岳父那里自然高兴，但父亲的家规却不好通过。……想来想去，范纯仁最后决定：只买一两件稍贵的物品，父亲、妻子两边都能通过。于是，纯仁将要购买的物品列出清单，壮着胆子交给了父亲。谁料范仲淹接过清单一看，立刻板起了面孔，大声说：“纯仁，你要购买的那两件贵重之物，到底是什么打算?难道我范家的门风，要在你手中坏掉不成?婚姻自然是人生的大事，但是，它与节俭有什么矛盾?又怎么可以借口‘人生大事’，而去奢侈浪费呢?”一番话说得范纯仁满面羞愧。他低下头，鼓起勇气，向父亲喃喃地说道：“范家节俭的家风，孩儿自幼熟知。购买奢华贵重用品，儿子知错。可是有件事孩儿在心中苦恼多时，今日如实禀告父亲大人。这些天来，新人想以罗绮作幔帐，孩儿知道这不合范家家风，不敢答应，可她父母又出面提出，孩儿碍于他们的情面，没敢再坚持不买。”范仲淹一听，立刻大怒，指着范纯仁说道：“你知错认错，我不再追究你的过错。但是，范家几十年来，以节俭自守，以奢侈为耻。用罗绮做幔帐，岂不坏了我范家的家风?情面事小，家风事大。你可以告诉他们，如果坚持以罗绮为幔，那我范仲淹就敢把它拿到院子里烧掉!”

由于范仲淹的坚持，范纯仁的结婚大礼办得十分简朴，既没购买什么贵重奢华的物品，也没有举办隆重奢侈的婚礼，不仅范仲淹的家风得以维持，同僚们也从中受到很大教育。

柳氏家族：家法严谨成时人榜样

唐代柳公绰一门显贵，柳公绰与其弟柳公权、其子柳仲郢、其孙柳璧、柳玭等皆至高官。柳家也以治家严谨闻名于世，柳氏家法成为时人教育子孙的榜样。

柳公绰对子女们要求十分严格，一到灾荒的年月，家中虽然储备甚足，但摆在子侄们面前的却始终是一碟菜。他还经常让他们吃野菜，对他们说：“你们爷爷在世的时候，曾经因为我们兄弟学习不好，就不给我们肉吃，我们终身没有忘记他老人家的教诲啊！”柳家子侄们听后很受教育。柳公绰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教育子孙一方面要勤俭持家，同时还要勤学苦读。

柳公绰十分重视长幼之序，他在外任官时，一次其子柳仲郢前来看望。柳公绰要求他在距离衙门很远的地方就要下马，以示对长辈的尊敬。同时还要求他要尊重府中的各种职员，不要因为职位低而轻视他们，也要对他们行晚辈之礼。在严谨家法的影响下，柳玭写下了《诫子弟书》和《柳氏序训》，从做人到治家，集中体现了柳氏家法的精髓。

郑板桥：教子莫为做官而读书

郑板桥（1693-1765）是清朝“扬州八怪”之一。他在山东潍县当县官时，儿子小宝留在兴化乡下的郑墨弟弟家。

小宝6岁时上学了。为了教育儿子，郑板桥专门给他的弟弟郑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以其道是真爱，不以其道是溺爱。”他的“道”是什么呢？他说：“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郑板桥自己是个读书人，他并不是看不起读书人，他看不起的是：读书就是为了做官。

郑板桥自己最重视的还是儿子的品德。他对弟弟说：“我不在家，儿便是由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幼子而姑纵惜也。”他主张，他的孩子和仆人的儿女应平等对待。他说：“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别人。凡鱼餐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头肉乎！”

后来，郑板桥不放心小宝的成长，就把他接到身边，经常教育小宝要懂得吃饭穿衣的艰难，要同情穷苦的人。教育儿子“明好人之理”、“爱天下农夫”。由于郑板桥的严格教育和言传身教，小宝进步很快。

司马光：把俭朴作为教子成才的主内容

北宋杰出史学家司马光，进士出身，屡官天章阁侍兼侍讲、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后追封为温国公。他著述宏丰，其名著《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工作作风稳重踏实，更把俭朴作为教子成才的主要内容。

在司马光的一生中，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据有关史料记载，司马光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他在《答刘蒙书》中说自己“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为了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敛当助手，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当他看到儿子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他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为了实现著书立说治国鉴戒的理想，他15年始终不懈，经常抱病工作。他的亲朋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回答说：“先王曰，死生命也。”这种置生死于不顾的工作、生活作风，使儿子同僚们深受启迪。

在生活方面，司马光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他常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阔盛而生侈。为了使儿子认识祟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体裁写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生活奢痱，极力提倡节俭朴实。

他还不断告诫孩子说：读书要认真，工作要踏实，生活要俭朴，表面上看来皆不是经国大事，然而，实质上是兴家繁国之基业。司马光关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警句，已成为世人传诵的名言。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他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誊于后世。

曾国藩：在外不忘写信教育子女

曾国藩（1811—1872）是清末湘军首领。他权管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他的儿子可算得上是“正牌高干子弟”了。然而，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朝的著名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亦取得相当成就。不仅儿子个个成才，孙辈还出了曾广均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曾国藩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

曾国藩身居要职，公务繁忙，长年在外，无法经常督促子女，于是写信成为他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在曾国藩的著作中，以教育子女为主要内容的《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从以下《家书》摘录内容中，可见曾国藩不为子女谋求任何特殊化，教儿女节俭创业，值得后人深思。

咸丰六年（1856）十一月五日，他给纪泽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一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与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做矣。……京师子弟子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又给纪鸿儿写信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

同治三年七月，曾国藩受封侯爵，纪鸿正赴长沙考试，国藩特别写信告诫：“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送条子，进身自始，务知自重。”

他对女儿也同样严格。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致女儿：“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他还告诉儿女、家眷：“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且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

他还要求：“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女子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