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中国，面对英法美俄的贸易条约诉求，大清国是被动的，想反对，又不知道怎么反对，结果，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大清国更加被动。从1857年，额尔金挑起战争以来，大清军队是连连失利，先是广州沦陷，接着，英法联军又乘胜北上进逼天津。

1858年5月20日，天津大沽炮台两个小时就被列强占领了。之后，联军又未遇任何抵抗的进占天津，这是咸丰帝万万没有想到的。

本文根据《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写

大沽是天津七十二沽的最后一沽，位于海河入海处。在明朝时就是海防要地，京师门户。敌人攻占了天津，京城还能有好吗？咸丰帝虽然不懂军事，可在这一点上，也不是不知道。大沽失守，咸丰帝顿时慌张起来了，他感到再也不能固守旧计了。

可怜的咸丰帝，没有想到该如何振作，扭转局面，而是思考着该如何向敌人做出妥协，做出让步，才能够使列强心满意足地离开。

大沽失守后，英法联军占据了天津城，嚷嚷着要进入北京城。慌乱的咸丰帝于5月28日谕令大学士桂良、礼部尚书花沙纳火速赶往天津，与列强交涉。30日，四国公使也先后抵达天津，并居住在一处被他们强行征来的民宅里。

咸丰帝要桂良、花沙纳与列强谈判，他给桂良等人下达了“便宜行事”的指令，但两人很不愿意前往。他们明白，毕竟参与这样的谈判，是要落下汉奸的骂名的。

桂良、花沙纳不愿落汉奸的骂名。而此时，咸丰帝的五叔惠亲王绵愉说话了，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被降级候补待用，何不让他参与谈判。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条约的议结，西方对他还是留下好印象的。也许他前去，事情会有所缓和。绵愉的提醒，还真让咸丰帝动起了心思。

《天津条约》签字现场

6月2日，咸丰帝召见了耆英，给他面授机宜，要他充当谈判代表赴天津参与谈判。当日，耆英就被启用了。这个妥协派的代表人物，本来已被一撸到底回家安度晚年了，想不到天上掉馅饼，突然又被提升为正二品的侍郎衔。老头儿心里一下子乐开了花，乐颠颠地又奉命与列强交涉去了。

被人骂的差事总还是要有人干的，咸丰帝启用耆英目的就是想通过他在《南京条约》时给西方留下的好印象，希望西方讲点情面，使耆英在谈判时，挽回一些利益。在他作出这番安排之后，他在6月3日又下达了一道谕旨，命直隶总督谭廷襄主持“剿办”，让耆英负责“议抚”。

不用说，咸丰帝耍起了小聪明，他让谭廷襄与耆英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儿。显然，他把西方外交官都当成三岁小孩了。咸丰帝本来是想给列强们玩个心眼。谁知四国公使不吃这一套，反而也给耆英等人玩起了心眼。率先给耆英等人玩起心眼的是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与美国公使烈威廉，他们设下了一个圈套，表示如果中国皇帝答应俄国的条件，可以代向英、法说和。

为什么要代为说和呢？咸丰帝要耆英参与谈判，本来是希望英、法两国会照顾一下这老头儿昔日与英国公使璞鼎查关系不错的情面。可谁知英、法两国公使一点也不给面子，却说耆英没有“便宜行事”的职权。因而，额尔金只派了两名翻译接见。这两名翻译官虽然位低言轻，见到耆英时，却对他讥笑怒骂，百般羞辱。

耆英自从被贬职后已被冷落了八年，本来也希望通过自己先前多年办理“夷”务的老经验，凭着他当年与英、法等国使节的老交情，能够为大清挽回些什么，也可以得到咸丰帝的信任，从此东山再起。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一出场却遭到了一番羞辱。《南京条约》签订时，已经被国人骂为汉奸了，现在却又受到两个小小的翻译官的辱骂。耆英一生气，不谈了。使着性子离开天津返回了北京。耆英撇下桂良和花沙纳不管了，由他们随便与四国谈吧。

李泰国

耆英走后，桂良和花沙纳更是左右为难。他们手里没有兵，咸丰帝又不让他们屈辱求和。便只能任凭英、法外交官的羞辱、刁难。桂良、花沙纳在与英国人的交涉中，作为英国公使的额尔金在6月4日露了一次面，在桂良和花沙纳面前显示了他的专横之外，到《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之前，再也没有露面。一直由李泰国和另一名翻译官威妥玛出面谈判，实际上，所有的谈判都由李泰国包办。这样的局面，俄国与美国公使便信誓旦旦地对桂良说，只要答应他们的要求，便可以从中调停。桂良和花沙纳也是谈判心切，便答应了俄国与美国公使的要求，分别与两国签订了条约。

《中俄天津条约》是在1858年6月13日签订的，此后的6月18日桂良和花沙纳又与美国公使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这样，他们不费一刀一枪率先实现了他们的侵略目的。特别是俄国，此时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莫拉维耶夫还成功逼迫黑龙江将军奕经签订了《瑷珲条约》。这又是一个卖国条约，根据约定，将本属于中国的黑龙江北岸的大片领土划为俄罗斯所有，将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划为中俄共管地带。在《中俄天津条约》中，清廷还答应给予俄国片面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中俄天津条约》中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在《中美天津条约》中规定的更为周密更为明确。

广州沦陷后，广州巡抚柏贵（图中与英人对话者）、广州将军穆克德纳投降了英法联军

中俄、中美的签约，咸丰帝也是同意的，他本来乐观的认为：俄、美两国受到恩惠，必然会从中斡旋。俄国公使普提雅廷表面上答应，暗地里却鼓动英、法提出更多的要求，希望英、法勒索越多越好。墨迹未干的中俄、《中美天津条约》，皆有措辞严密的无限制最惠国条款，他知道，英、法两国强索来的利益，俄、美不用说都可以“一体均沾”。

咸丰帝知道上了俄国人的当，也是没有办法。而英国公使额尔金得知中国已经与美、俄签订了条约，不干了，便要求他派出的谈判代表李泰国对桂良和花沙纳施加更多的压力。

桂良、花沙纳与李泰国的谈判中，二人最难以下决断的是公使驻京与内地通商问题。公使驻京是咸丰帝一直反对的。不用说仍然是体制问题，在君君臣臣、讲究上下尊卑的大清。人们的观念里，皇帝就是“天子”，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象征。

外国只有做为“藩属”，磕头称臣纳贡。根本没有西人所说的那种“公使驻京”、“亲递国书”两国平等的外交规则。在咸丰帝看来，公使驻京，违反祖宗成制，“为患最剧，断难允行”。

因此，在天津的谈判中，“公使驻京”、“亲递国书”问题就这么卡壳了。在这些问题上，桂良很希望英国方面能够做出让步。但是，李泰国却表示，只有同意公使进京驻扎，才能谈条约的其它事项。这让桂良很为难，他因此奏报咸丰帝说明情况。说老实话，面对艰难的谈判局面，桂良也想让咸丰帝做出让步，可是咸丰帝收到奏报后表示，一定要让英方签订条约，驻京问题不在条约中体现，至于公使进京拜见皇帝“应行中国礼节”。咸丰帝在给桂良作出这番表示的同时，又谕令驻守在通州的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要他加倍防守，一旦谈判破裂，有所防备。

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大沽口的场面。

看来，为了拒绝公使进京，咸丰帝不惜一战了。桂良没办法只好对英国谈判代表表示了中方的态度：一、长江通商、内地游历允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再办理，二、赔偿军费由山东办理；三、进京约定缓期办理。

这样等于说，通商贸易和赔偿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英国人李泰国当然不能接受。他对桂良说，“如果中国宁肯冒战争的风险，也不愿答应贸易条件，接受公使进京，那就让中国尝尝战争吧，不过由于他最后必须屈服，则与其等到将来北京城里挤满了外国的军队的时候，倒不如现在就答应的好”。[1]

英国谈判代表李泰国的强硬态度，桂良再次向咸丰帝做了汇报。对于公使驻京这样的问题，咸丰帝本来是抱着不惜一战的态度也不肯答应的。可是，桂良在奏报时，对英夷入境可能带来的问题作了夸大，使得咸丰帝对公使在贸易条件和驻京问题不得不由强硬变为暂时妥协。这样，中国也不情不愿的接受天津条约，接受了英法两国提出的贸易通商新内容。与英法联国签订了《天津条约》。（今日头条原创独家首发，详细内容请关注《晚清外交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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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1]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1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