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梦想过在北欧拥有一座小岛？对我们来说，这似乎是件遥不可及的事。但早在一百年前，康有为就已经是瑞典的一名岛主了。

康有为这个名字乍一听似乎和瑞典八竿子打不着，但其实，他对瑞典有着深厚的感情，并将其视为自己“大同”理想在现实社会的投影。

可他究竟缘何会前往瑞典？

这要从他一生中最大的滑铁卢——戊戌变法的流产说起。

1898年间，中国还处于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国家内忧外患，要求变革的声音四起。那年，康有为多次上书要求变革，最后在光绪帝的支持和慈禧太后的默许下，他同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一同作出了想将中国推向君主立宪的改革。

但好景不长，轰轰烈烈的变法仅持续了百日，就发生了戊戌政变。“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其中就包括谭嗣同和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康有为和梁启超无奈逃向国外。

戊戌六君子

但康有为的流亡经历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凄凉。一方面，他在海外期间努力进行着资本运作，几乎将自己转型为商人。1903年，他成立了名为中国商务公司的股份制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在旧金山、广州、上海、横滨等地都有分部。

另一方面，康有为在保皇前提下作出的革新努力，以及光绪帝被囚的现实，都引起了海外华人的同情。他们尽可能地为康有为提供帮助。他还在海外建立“保皇会”，获得许多华侨支持。

康有为在海外漂泊了十六年，游历三十一国。结束流亡岁月后，他邀请好友吴昌硕刻了一枚印章，上面写着：“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这位旅游达人“品尝了夜的巴黎，也踏过下雪的北京”，但康有为“旅行的意义”最终落脚的地方，是北欧国家瑞典。

瑞典仿佛就是他的桃花源，康有为禁不住感叹：“瑞典百千万亿岛，楼台无数月明中……岛外有湖湖外岛，山中为市市中山……欲徙宅居之。”最后，他一掷千金，成为了瑞典岛主。

康有为在瑞典买下的小岛位于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稍士巴顿（Saltsjöbaden），意为“盐湖浴场”。

稍士巴顿

稍士巴顿到底有何吸引他的地方？其实，康有为曾两次来到瑞典。他的周游列国并非毫无目的的闲逛，而是试图找到他心目中的“大同社会”，而这个北欧小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年后再次回到瑞典时，他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理想已经难再实现，于是产生了在此安顿的想法。而他发现稍士巴顿就是个环境清幽、景色绝佳的胜地。

康有为在同女儿康同璧和女婿罗文昌闲聊时说：“天下山水之美，瑞典第一；瑞典山水之美，以稍士巴顿为第一，而吾得之。苟非中国忧亡，黄种危绝，则此间乐不思蜀，吾何求哉？可老于是矣。”

他还在岛上建起了自己的园林——“北海草堂”。可惜的是，北海草堂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前去寻觅康有为踪迹的人只能悻悻而归。稍士巴顿所在的区域也已成为斯德哥尔摩的高级住宅区，瑞典人称之为“饭店岛”。但居住在当地的华人还是骄傲地称呼其为“康有为岛”，以纪念这位据说是第三个来到瑞典的中国人。

今天的稍士巴顿

不过，不要忘记，康有为可是在游历了三十一国后才选择了瑞典。在自己的游记里，他将瑞典与其它国家进行了对比，几乎毫无保留地吹捧前者。

在《大同书》里，康有为就着重讨论了人种的问题。他的“平等”思想和今天的“平等”十分不同，甚至听起来有些“政治不正确”。他认为，人种之间有差异，因此的确存在优劣之分，而解决之道就是消除那些差异。

瑞典人在他看来就属于更优的人种。康有为在瑞典街道闲逛时感慨道：“周遭邂逅士女之昌丰妙丽，与挪威几有仙鬼之判。岂止挪威不及，乃可称为冠冕欧洲，虽英法亦远逊焉……今挪虽自立，而瑞人之明秀不羣，实非挪人猥琐所能望。”这种对比真是叫人忍俊不禁，也不知挪威到底是如何“冒犯”了康有为。

瑞典街景

中国文人赞叹一个地方总是离不开山水楼阁。斯德哥尔摩位于瑞典东海岸，濒波罗的海，是梅拉伦湖的入海处，市内水域颇多，有“北方威尼斯”之称。沿湖建筑鳞次栉比，色彩纷呈。斯德哥尔摩“兼山海岛桥而胜绝”，简直是“天下无有”。

旅行达人康有为又开始将斯德哥尔摩和其它城市进行对比。他谈到巴黎、伦敦、纽约这些工业化城市时，厌恶地评价道：“湫隘嚣尘，真如地狱矣。”

但康有为对瑞典的赞美绝不仅仅是因为其优美的环境。他在瑞典居住期间，常常四处走访，探寻民俗，因而发现了许多令他惊讶的事情。

譬如当地居民的居住环境，就令他大开眼界。康有为特地跑去寻找瑞典的贫民区，发现即使是最穷的家庭，屋内也有两室，打扫得也十分干净整洁。从外面路过，几乎无法分辨这是富人的住所，还是穷人的居住地。

瑞典普通工人家庭

在瑞典的育婴院，康有为更是发出了“见此如见大同世也”的惊叹。育婴院外观妙丽整洁、花木繁茂。院长医生以前从未见过中国人来游，兴奋地带着康有为四处参观。他发现每个婴儿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生活舒适，并未因遭弃而得到不妥善的对待。

但康有为最为关心的，还是瑞典的政治制度。

瑞典实行的也是君主立宪制，而这正是康有为力图在中国所推广的制度。瑞典的议院分为三党，二大一小，极似英国，“故其政能极利益”。不仅如此，除了英国外，瑞典的立宪是最先的，且“不由流弊而争得之，故最平和”。

其实，与其说是关心与赞美瑞典，不如说康有为兜来转去还是在寻找医治中国的药方。他始终没有忘记在故国发生的一切。光绪三十年的夏季，他在瑞典申海（Sandhamn）写下了叫人怆然的诗句：

长天黯黯海萧萧，欲溯凄风赋大招。

东望江南云断处，空将老泪洒寒潮。

他不仅悲痛于自己变法的失败，更悲伤于救国无功，还连累了维新派的知己们。试想，和女儿相依为命在海外漂泊，而国内噩耗连连，即使眼前有再多好山好水，内心注定也是无法平静的。

1971年，《康有为瑞典游记》瑞典文版出版，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为其作序。

康同璧《忆与先君携游瑞典》

其中记录了一首在瑞典期间，康有为与同璧姐妹及小女儿丈夫麦仲华一同对出的诗：

历劫茫茫又几时，人生遇合意多违。

华堂歌舞还呼酒，明月团圆且斗诗。

离合几回伤白发，输赢一句话残棋。

更知欢会知何地，指点湖山约后期。

所幸，康有为最终还是回到了故国。只是他“大同社会”的梦想却一直未能实现。

尽管康有为的游记曾以瑞典文出版，在但在国内，却很少有人关注这段历史。直到2007年，香港商务印书馆才发行《康有为瑞典游记》的单行本，由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主编。

2011年，旅美导演陈耀成拍摄了纪录片《大同：康有为在瑞典》，用电影和舞台艺术相结合、混合纪录与剧情的形式，意图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

重视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晚。